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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国际官网登录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保守主义思潮日渐活跃,保守主义势力逐渐强大。2004年,供职于国际知名期刊《经济学人》杂志的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合写了《右派国家》一书,详细分析了美国保守的右派势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如何重塑了美国的政治图景,展现了塑造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右派国家》追溯了从麦卡锡时代开始直到小布什的第二任期的保守主义运动史。美国近二十年来,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与欧洲——甚至与尼克松时期的美国——相比变得更为保守: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的呼声依然强烈,工商业监管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建立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 该著分析了导致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诸种力量:智库的知识分子、商业利益集团、 “老大党”共和党的社会保守派“基层战士”,以及日渐崛起的保守派媒体。两位作者强调指出,要了解美国,先要了解“右派国家”。两位作者预言,保守主义思想渗透了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无法使这个长期右转的国家转向。 1、失败的预言 《右派国家》的两位作者关于美国右派将长期当权的预言并未实现,因为2008年奥巴马即战胜小布什入主白宫,并于2012年获选连任。美国政坛开始向左转:奥巴马减少了海外扩张,开始专注于扩大国内的补贴范围。 两位作者在2014年的增补导言中指出,小布什的败选,缘于他使共和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摧毁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力量。九一一事件曾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条件,美国那些希望在乱世中保障安全的人会投票给共和党(这是支持防务的爹地党,与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妈咪党相对)。共和党在2004年用反恐战争把民主党打得一败涂地。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丑闻及失败行动,葬送了九一一带来的有利条件(到2006年,仅有25%的民众支持小布什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54%的民众认为政府蓄意误导他们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63%的受访者不信任小布什政府报告的其他国家的威胁)。 同时,小布什还使民众不再信任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的理念——他推出了自约翰逊总统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扩张计划,增加了60%的联邦教育经费,还添了大约七千页政府法规。保守主义的基本力量由此厌恶抛弃了有限政府理念的小布什政府。 但是,两位作者认为,共和党的失败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小布什,共和党本身的顽固、狭隘、短视,实则难辞其咎。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敌视、排挤拉丁裔选民,而拉丁裔选区恰恰是美国国内力量增长最快的选区。另外,共和党人在诸多社会问题上表现极端,在堕胎、同性恋、持枪权和进化论科学等问题上表现得过于强硬,导致温和中间选民的流失。 细究起来,美国保守主义所秉持的社会政治观念,的确五花八门。比如,保守主义的倡议者声称,美国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方面:追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不相信乌托邦和绝对完美的人性;相信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不信任大政府,主张限制政府权力,认为政府有权,人民就失去权利。(法克托《大帐篷政策》)所谓“大帐篷政策”,指的是包容各种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宽容立场和态度。不过法克托对于保守主义这种“宽容”形象的描述,与人们对于保守主义的诸多常识印象相反。保守主义者有主张保护自由与民权、限制大政府扩张权力的一面(这一点其实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也有着反对堕胎、反对干细胞研究、胚胎研究等生物医学技术,反对同性婚姻等强硬、封闭的一面(这与其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相关)。而其对于持枪权的顽固坚持,在一宗宗举世震惊的血淋淋的校园枪击案面前,又往往给人麻木不仁的印象。 2、自由主义者的狙击 对于保守主义的得势、回潮,自由主义者也对此有所狙击。比如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曾严厉抨击了保守主义统治的弊端。(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克鲁格曼指出,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财富急剧两极分化,分配越来越不公,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呼吁政府发挥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克鲁格曼指出,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黏合剂,而其资金主要是超级富豪和大公司提供——这些人会从贫富不均加剧、废除累进税制以及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克鲁格曼严厉地强调,保守主义运动不仅是反民主的,(美国历史 www.lishixinzhi.com)而且本质上与美国部分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有关——美国白人中的保守势力,基于对民权运动的不满,一直希望扭转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倾向,从而导致美国成为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唯一一个存在着想要颠覆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的发达国家。 与《右派国家》做出的预测相反,克鲁格曼预测,民主党将在2009年获选为总统。民主党执政后,应当实施自由主义的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克鲁格曼所说的这一计划,就是奥巴马在两个任期中一直为之奋斗的全民医保法案。不过奥巴马医保法案的结局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3、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调和论 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抗,也有比较折中、调和的观点。比如,迪昂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中检讨了美国当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就及失误。迪昂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对立和分裂造成的失败,导致了美国政治的僵局。两派疲于对选民需求作出回应,没有使国家致力于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民主政治本应该是“寻求解决方法”的政治,但两党却为了赢得选举而制造分裂的政治议题。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玩世不恭的选举则使得选民日益疏远政治——美国人越来越“恨”政治。 迪昂指出,两派放弃了为“公民利益”说话的责任而双双陷于失败。自由主义者的失败在于,他们逐渐不再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代表一系列特殊利益群——劳工、黑人、女人、同性恋者等——的利益;而保守主义内部分裂,在思想上山穷水尽,没有新意。 迪昂认为,要结束两派的僵局,重要的是复兴共和主义传统,恢复“共同的公民”的认同感,为了“公共的善”而重新联合起来:保守派应摆脱对于“大政府”的恐惧,正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促使政府适当地发挥其增进社会平等与公民权利的作用;而自由派也应摆脱对于社群的“同质性压迫”的恐惧,努力发挥“公共德性”增进公共福祉的力量。 4、有益的洞见 尽管面对着对立或调和的观点,《右派国家》对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分析与描绘,还是能够丰富我们对于美国政治传统的认识。对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叙述,本就存在着自由主义主流的叙述。比如,美国学者哈茨探讨了源于欧洲但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特征,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败取决于自身能力及努力的“贤能主义”。(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哈茨认为,美国从其建国之初起,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是其牢固的传统。在美国历史上的种种冲突背后,仍然是起支配作用的由各种社会改革思想构成的“自由主义传统”。 在此自由主义传统之下,美国保守主义思潮一度犹如社会中的暗流,受到自由派思潮的抑制,以至于保守派作者一度失去学术界、思想界的话语权,像法克托那样的作者,经常喟叹不受重视。《右派国家》所描画的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及起伏的历程,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美国政治社会图景,提供了有益的洞见。

  这是一位政治记者撰写的美国文化内战史。作者小约瑟夫·尤金·迪昂(E.J.Dionne),是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作为50后一代人,Dionne见证了书中所描绘的始于1960年代的美国五十年文化内战。他本人出生在一个共和党保守派家庭,以选举、民调、媒体和宗教为研究主业,但他的朋友圈子却并不狭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既有保守派、也有自由派,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资本主义者,既有共和党、也有民主党,他们的意见得到了这本书的充分尊重和重视,使之成为一部公允之作。
  这本书处理的是困扰美国政治学界多年的一个难题。二战后,美国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50-60%左右,这让美国人很没面子,引发了诸多解释。比如颇具阿Q精神的“睡狗理论”,就说这是因为大部分美国人对政府已经很满意了,大家觉得投不投票都无所谓。当然,更多的是忧虑,RobertD.Putnam就强调这证明了美国共和主义的衰落,公民们越来越喜欢自娱自乐,公共生活退化,人们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走去投票站;美国新左派认为选举政治已经蜕变为金权政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种游戏当然不招大众待见,所以应该超越选举,提倡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民主”;更为实证的看法是:低投票率的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几十年来持续拉大,美国已经成了两个分歧严重的世界——除了种族肤色上的黑白,还有社会阶级上的贫富都在撕裂着美国。
  作者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1960年代文化内战开始,美国政治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病,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都成了中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传声筒,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制造大量意识形态化的虚假政治选择,将美国政治变得非常两极化。负面竞选成了常态,普通选民成了两极化政治的看客,于是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心每况愈下,越来越不信任选举能真正解决问题,对政治的疏离感也愈加强烈。简言之,本书的副标题与书名之间是因果关系:民主过程在美国已经名存实亡,这才是美国人之所以憎恨政治的原因所在。这无疑是个会激起轩然大波的说法,美国民主过程真得已经死了吗?美国人真的恨政治吗?
  美国患上的这种两极化意识形态病,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都太热衷于把经济、社会、政治议题转化成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议题,把选举政治变成不着调的文化道德立场的两极化选择,竞选广告越来越玩世不恭。而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沉默的核心多数选民变成了不耐烦的多数,越来越愤世嫉俗。作者的这种两极化政治说法看上去也许极具争议,但却并不是危言耸听,它建立在对几个转化的条分缕析之上。
  转化一: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
  1960年代的文化内战,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时代。左派怀念那个年代“造反有理”的大无畏精神,后来消费时代的“自私文化”与之相形见绌,等而下之;右派则痛斥那只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温良恭俭让,更没有以后“企业家精神”的健康社会气质。
  严格来说,这个时期的保守主义者还完全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大萧条的恐惧,让新政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并且绵延不绝了六十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1930-1993年间,第72至103届国会,一直是民主党把持国会众议院(只有第80、83两届例外)、参议院(只有第72、80、83、97-99六届例外)。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大的总统权力先是作为自由的象征,后是作为权利的成本,成为美国人不言自明的政治心理基底。
  1960年代,向自由主义发出猛烈炮火的,不是保守主义,而是新左派。“伟大社会”计划被斥为“大烤肉架”,尊重他人的宽容成了“压迫的宽容”,自由主义成了“公司自由主义”,战后繁荣是靠“军事经济”维持高就业率,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自由世界的帝国”,背负着维护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
  在反对越战的大旗下,美国的文化内战开始打响,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停下来。新左派与反文化运动团结起来,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个人的即政治的”,催生了女权主义运动。更多社会群体加入进来,“自由放任”成了时代主题:瘾君子要求废除禁毒法,同性恋者要求废除禁止鸡奸法,女权主义者要求废除禁止堕胎法,黑人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法,还有人反对文学音乐作品的事先审查,还有人希望独裁国家解除移民限制、废除酷刑、释放异议分子。结果,美国成了一个对各种意识形态都过于敏感的国家。
  事情到了这般田地,新保守主义者终于站出来反对“意识形态先行”对制定有效公共政策的严重干扰。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1965年《公共利益》创刊;一是威廉·克里斯托弗成为里根与布什政府保守主义事业的忠实代言人。前者将一盘散沙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聚合起来,后者将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与东海岸的知识分子统合起来。
  新保守主义者强调德性、权威、法律与秩序、家庭、工作以及自律自制的公民,而且精确地把自己的票源定位在低收入白人身上。这就要了自由主义者的命,因为后者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黑人、同性恋和政府雇员等特殊利益的代表。在新保守主义者发起的两极化文化战争面前,自由主义者仓促应战,节节败退。
  医保、社保、扶贫和平权运动,原本是自由主义者的优良政治遗产,但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把它们跟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共识融合起来,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尊重传统的地方关系和邻里关系,这些都在文化内战中被保守主义者抢了去,成了对手的武器。在攻守进退之中,这些文化价值被两党设定成了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而政治、社会、经济议题都被转化成为文化价值议题。
  转化二:社会经济议题的意识形态化
  人们可能很难想象,犯罪率、禁毒、宗教、同性恋、家庭、堕胎、贫困、赤字、通胀、就业,这些属于专业化、职业化领域的社会经济议题在美国都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极化政治争斗场域。迪昂认为,这仍要拜两党与两种意识形态所赐。“放纵”、“自私”,“进步”、“落后”,“进化”、“渎神”,“正常”、“异常”,“传统家庭”、“现代家庭”,“宽容”、“慷慨”,诸如此类的二元意识形态符号,划定了文化内战的政治分界线。
  以家庭议题为例,保守主义者在这个斗争场域轻松击败了自由主义者。一方面,“他们认同‘普通家庭’、反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被塑造成上层‘精英’),深化了自身的‘平民’形象”。另一方面,“将家庭视为抵御残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缓冲机制,淡化了自己支持粗鲁的个人主义形象。”而自由主义者仍然纠缠在“进步”、“反动”,“开放”、“顽固”的辞藻中,最离奇的是,穷人被视为特殊利益,富人却不是,这种虚假的政治选择势必要付出代价,而且是非常沉重的代价:“一旦家庭、工作等社会价值成为政治辩论一方的专有领域,另一方就犯了大错。原本提倡种族和谐的一方,却为鼓动种族分裂创造了条件,那就表明它的方案走了样。选民们依靠政府有了工作、上了大学、买了房子、做起生意、得到了健康保障、最终体面地退休,却突然说‘政府就是问题所在’”。
  在社会经济议题上,保守主义者看上去更贴心,他们准确地进行着自我定位:“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还从民主党手中攫取了胜利的砝码,抓住俄亥俄州代顿小镇上47岁家庭主妇的心,这些“既不穷也不黑更不年轻”的人,才是手握美国未来的真正多数。讽刺的是,这个多数却是自由主义者最先发现的。
  转化三:政治议题的两极化
  在两党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政府与市场、政府规模、社会开支、减税政策、国防政策等政治议题,也都成了两极化的战场。
  自由主义者身上流淌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血液,笃信有监管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这必然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庞大的社会开支,在自由主义者控制政府机构的五六十年代,这些主张最初的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但迪昂指出,1960年代晚期,高涨的犯罪率和严重的社会骚乱,让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公共权威出现了危机,原来支持自己的选民瓦解了,政治实验失败了。
  新保守主义者乘虚而入,把“公共权威的危机”归因于国家主义、归因于大政府,太多人对政府要求太多,政府已经不堪重负,必须在所有可能的地方“用市场取代政府”。共和党、保守主义者蛰伏了八年,为自己赢得了二十年的政治先机。
  克林顿向富人增税的政策,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从赤字自由主义转变成为预算平衡的自由主义,于是在人们心中自由主义不再是大手大脚只管花、不管挣的败家子,保守主义者从此无法再批评民主党代表大政府。但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傻子,小布什敏锐地注意到了公众态度的历史性转移,提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开始将“政府滚蛋、我们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视为有害的定势思维口诛笔伐,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的联邦教育开支计划跟克林顿1999年提出的几乎一样多。
  想想布什除了发动反恐圣战以外,还做了什么,就不难明白这一点: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还有比这更符合自由主义路线的吗?911后,共和党成功激起了公众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恐惧,并且成功控制了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国会参议院在内的联邦政府,还有比这更大的政府吗?
  保守主义者变了,从权利法案的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从主张严格政教分离到鼓吹政教融合,从反对干涉外国事务的孤立主义者变成了坚定地支持各种独裁者,只要他们宣布“反共”。这种转变最具代表性的表达,出自由共和党的代表人物戈德华特之口:“为了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就是善;我要你们记住,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节制才是恶。”而且,保守主义者找到了转变的思想源头,他们把共和党作为更重视国家利益的现代共和主义的先行者,主张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和全国经济计划的国父汉密尔顿、支持通过联邦大规模公共基础投资建构“美国体系”的亨利·克莱,以及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共和党才是支持联邦行动的政党,民主党只是在新政时期才开始致力于这一事业。民主党是后来者”。
  从文化价值议题的政治化开始,经过社会经济议题的意识形态化,回到政治议题的两极化,在两党、两种意识形态完成一次政治循环的同时,美国最终形成了一种两极化的政治。1988年大选是个转折点,半数选民没有投票,这是1924年以来最低的投票率。美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都没有获得讨论。布什政府上台后的开局政策,既抛弃了共和党在税收议题上的优势,又把自己打扮成富人的亲近者。而民主党也似乎染上一根筋的恶疾,他们一门心思寄望于加税,甚至都不仔细考虑究竟要加谁的税。
  在两极化政治下,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蜕变了。保守主义者从公共政策专家蜕变为精明的意识形态操盘手,分裂为主张自由市场、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以及痴迷于捍卫1060年代备受攻击的价值的传统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从专业的政治改革者蜕变为道德理想立场与政治实践能力严重脱节、不善于向对手学习、丧失自信的茫然无措者,他们围绕医保、社保、消灭贫困和争取平等权利所建立的核心政纲深得人心,但却不愿迁就多数美国人所信奉的就业、家庭稳定、严惩犯罪和传统地方、邻里关系等主流价值,他们成了少数群体特殊利益的代理人。
  迪昂为我们描绘了自由主义者的挫败感和迷茫感。他们看到了自己必然会在民权问题损失一些选票,林登·约翰逊在签署1964年民权法几小时后,就告诉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我想我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南方交给共和党。”但是,他们不知道国家应该促进哪些价值理念,不确定哪种家庭值得鼓励,不敢支持工作福利制,担心法律与秩序是一种隐蔽的种族主义,担心社区价值和种族隔离分子常挂在嘴边的“州权”是一回事。他们更没能从新左派哪里学习超越选举扩大参与,也没能像保守主义者那样坚持民主体制取决于自律、自制的公民。也许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错误地相信了上层阶级的良知,误解了大多数低收入白人的抱怨。
  政治两极化让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变成无法调和,无法达成一致:保守派说个体不担负责任、不过家庭生活、性放纵、不积极工作是罪恶之源,自由派则说对人不宽容、对穷人不慷慨、对少数群体思想狭隘才是万恶之本;保守派说个体变成好人才能有好社会,自由派却说先有好社会才能产生好人;保守派想禁止堕胎,自由派只想禁止种族歧视;保守派希望母亲回家再造传统家庭,自由派主张给职业母亲更多支持才能改善家庭;保守派说犯罪在衰败的市中心社区哺育了贫困,自由派说衰败的市中心社区的贫困滋生了犯罪。象征性的意识形态议题被过度放大,金钱在选举过程中至关重要。
  最后,迪昂以1987年盖洛普的一份民意调查为依据,对美国公众意见的复杂程度做了个总结。美国政治之所以两极化,是因为两党、两种意识形态都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他们既不喜欢“放纵”也不喜欢“自私”,既不喜欢政府过分干预个人决定也不喜欢沉重的税收;既不喜欢女性回到传统角色中去也不喜欢太多孩子在托儿所长大。他们既希望政府照顾每个公民,又相信成功要靠自己打拼;他们既认同贫富分化太过严重,又同意美国的强大主要源于商业的成功;既认同权力向大公司过度集中,又认为政府常常效率低下、浪费成风。也就是说,“公意”是个矛盾的融合体,它融合了各种意识形态,过度简单的两极化站队思维无法准确地反映民意的复杂性。
  政治两极化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产生了不耐烦的多数,他们的复杂情绪、态度、情感、意见没有得到表达,两党、两种意识形态都走向了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政治和专家政治,都放弃了真正地融合这些不同的公民意见,放弃了代表“公民利益”的政治责任。大多数美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两极化政治,伤害的是民众的真正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一点,作者说的明白:
  当美国人为宗教右派斗得不亦乐乎时,日本和德国的实业家们已经占据了美国市场的巨大份额。当左派与右派争论种族配额时,所有美国人的实际工资都原地踏步。当迈克尔·杜卡基斯和乔治·布什讨论威利·霍顿和《效忠誓言》时,储蓄和贷款业正大步流星地走向崩溃。当政客们在死刑问题上对骂时,正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在城市下层,他们生活机会淡薄,更有可能成为被害人或者加害人。当保守派和自由派争吵政府和私人企业谁才是效率的源泉时,美国的医保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与私人支出的大杂烩,消耗了国民生产总值前所未有的巨大份额。当1960年代的老兵继续争辩越南战争的意义时,共产主义崩溃了,一个新世界诞生了,而这个新世界比起旧世界,可能更加危险,更加难以捉摸。
  如果美国有必要从公共精神的失落、共和主义的衰微和民主过程的死亡中吸取教训的话,中国恐怕更有必要这样做。苏东政治剧变与美国文化内战导致的两极化政治,都是值得中国汲取的教训,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体制和制度没有起码的自信,不能在未来方向和实际道路上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我们未来也许会面临比美国更剧烈的两极化政治局面。
  在那里,政治更多地是在表演一种姿态,而非寻求解决方案;在那里,议题成为政客用来分裂公民、提升形象的工具,问题却往往得不到解决;在那里,巨额捐款资金将选举变成了小圈子产业,永远是熟悉资金募集、民意测验、媒体公关和竞选广告的人占据上风;在那里,民主政治不再是形成公共辩论、说服公民、达成共识的过程。这样的政治未来,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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