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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金尧:近代早期欧洲的“生活周期佣人”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我国学者对欧洲历史上的“生活周期佣人”(life-cycle servant)开始有所关注。最先是杨杰先生在讨论近代早期英国家庭经济中的劳动力时,引进了“周期性仆从”、“生命周期仆从”的概念[1]。黄春高先生在考察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类人,他把他们称为“佣仆”[2]。我在一篇讨论欧洲历史上的“家庭”成员构成时也有部分内容涉及这些家佣,称他们为“生活周期佣人”[3]。这些文论所用概念各有不同,但所指的对象相同。不过,上述文论并未就“生活周期佣人”做专题讨论。王超华博士近期发表的两篇以“仆从”相称的文章[4],倒是专门探讨了这个题材,使我们对历史上的这一类人物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只是他的讨论限于中世纪的英国农村,尚不能对“生活周期佣人”这一历史现象做充分的阐述。事实上,“生活周期佣人”现象虽产生于中世纪晚期,但主要流行于近代早期;这不仅是英国的,也是存在于西欧和西北欧地区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不仅农村有“生活周期佣人”,城市里也同样存在。聚焦于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或把其放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背景下,或许更能揭示“生活周期佣人”的全貌。本文就试着做这样的努力。

俞金尧

一、“生活周期佣人”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佣人,在英文中称servant,在法文中叫serviteur或domestique,哪个社会都有佣人存在,属于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种人。如果根据历史上的阶级和社会地位来划分,他们又是属于比较卑下的一类人。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了有的要成为统治者,有的要成为受人统治的人。被统治的人中就包括了佣人,他们被称为家仆、奴仆[5]。在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有贫富差别的情况下,高贵者或富有者总是希望有人来侍候,享受别人提供的服务。而卑贱者或贫穷者则只能受前者的使唤,为主人、老爷们提供个人服务。履行繁杂的家务,让主人保持尊贵、体面的生活,从来都是由卑下者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古代世界,“佣人”往往是“奴隶”的同义词,几乎没有什么身份自由的男女愿意从事为维护主人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而又被认为是卑下的劳动。

摘要:每个社会都有一种适当的方式赡养老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人用“退休”协议的方式,规定了老人获得赡养的条件。老人的赡养呈现出与大多数传统社会不同的情形。退休协议是老年人与其财产继承人兼赡养人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它既意味着财产的让渡,也是对老人的一种生活安排。与老人签署协议的人不一定限于老人的子女,老人也可以与非亲族关系的人订立协议。老人获得什么样的养老条件,基本上取决于他自己所掌握财产的多少。这种养老方式与历史上欧洲人独特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有关,也影响到人们对生育、财产积累的愿望和态度,有利于社会化养老制度的发展。

这种地位低下的佣人在历史上大量地存在过,甚至现代人对佣人也往往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偏见。不过,现代社会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服务已被赋予了新的精神,佣人是以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的劳动者,做佣人主要成了一种工作或职业,而不是意味着地位或身份。主人和家佣的关系一般应是平等的雇佣的关系。从职业分工的角度看,随着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佣人越来越成为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劳动者,从事家庭服务成为佣人的职业或谋生之道。

It is necessary for any society to find a suitable way to support its elderly. There was an unusual way for supporting the old people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elderly was likely to make a retirement contract with someone who would like to support him. Of course, the contract was based on the property which the old one should transfer to the supporter. That means the elderly had to accumulate enough property for his old age before his retirement. Otherwise, he or she could not get enough support from his heritor. Furthermore, it was unnecessary for the elderly to make the contract with his son or daughter. He could choose anyone who he thought suitable for taking care of him. Therefore, comparing with the system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in other agricultural societies, where the old people usually lived in a large family and got his support from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for old people in Europe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particular way of supporting old people corresponded to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and the particular family system in historical Europe, and it would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European fertility and the desire of accumulating wealth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

但是,“生活周期佣人”(life-cycle servants)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佣人是有一些不同的,西方的社会史学家用这个词,专指从中世纪中、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未达到成家立业的条件的人(多为青少年和年轻人,也有少量中年人)。他们通过订立年度契约受雇于人,尽管津贴很少,但吃住在雇主家里,成为雇主家里的一员。他们既从事家务劳动,但主要从事生产性劳动,以积累为成家立业所需的生产技能和物质财产。不过,一旦结婚成家,便结束做佣人的生涯,这一生活周期结束。

关键词:中世纪 近代早期欧洲 退休 老人赡养

所以,生活周期佣人虽然也包含了我们今天的“佣人”概念所指的专事家务的人,但不包括已经有家室的家佣。在那个历史时期,它更主要的是指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未婚家佣,这是一个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的概念。

现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完备,有的国家被人们称为福利国家,那里的人们生老病死似乎无后顾之忧。但是,在福利国家形成之前,特别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西方人如何养老,我们所知不多。社会学家们根据传统农业社会的一般特征认为,那个时代的老人们生活幸福、安度晚年,他们的体能下降了,可他们因为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而获得了社会的尊敬。他们享有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的生活在家庭中得到保证。[1]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有些罗曼蒂克。

首先,“生活周期”是人们生活中的某个阶段,尤其是指那种在生活上仍处在依附状态,但正在为独立自主地生活做准备的人生阶段。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年轻人,离开了父母,来到别人家里生活、劳动,直到有一天,他具备了成家立业的条件,最终从生活周期佣人队伍中分离开来。在结婚以后,他偶尔短期外出打工就不再使他具有“生活周期”佣人的身份。因此,生活周期佣人基本上是尚未婚配的年轻人。当然,如果他一直处在独身的状态,即使已人到中年还在做家佣,仍可被当作生活周期佣人看待,只是其作为佣人的“生活周期”太长了一点。

可是,历史学家对于存于历史上欧洲人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独特性的研究,使得社会学家对于近代以前西方人老年生活的描述,变得不是那么可信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方人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为主,由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是欧洲社会中存在较为普遍的一种家庭生活模式,世代同堂的家庭在所有家庭户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2]此外,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年轻人做佣工的习惯,不少人早早就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他们结婚后就自立门户,大多不与父母住在一起。[3]这样的家庭形态与我们通常所了解到的农业社会中一般的家庭体系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使得我们特别希望了解欧洲农业社会老人的生活境况,如果老人们得以享受有保障的生活的大家庭环境,在社会中不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那么,老人们如何养老以及靠什么来养老,就不是社会学关于传统社会老人赡养的一般理论可以解释的了。

其次,生活周期佣人不仅从事家务劳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参加生产性劳动。19世纪以前,“佣人”一词不仅指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和贵人的侍从,而且还指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后者的活动主要不是用来维持主人家庭的某种生活方式的,而是用来维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经营的生产方式的,他们在田间地头和工场作坊里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或许是生产过程中的行家里手,但多数人只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们从赶车的把手到奶场的挤奶工,什么活都可能干。

本文试图在欧洲家庭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欧洲农业社会中的老人及其赡养的问题。

大体上,从18、19世纪之交起,在欧洲,佣人的概念就逐渐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家佣”,他们被雇佣来,以便维持主人家庭的体面生活,侍候主人,满足主人一家的生活需要。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佣人在所有的佣人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比例,从而给现代语言留下了人们所熟悉的“佣人”一词的基本含义[6]。

一、老人的概念

第三,生活周期佣人与短工或帮工有别。短工、帮工也是被人雇佣、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但他们一般有自己的家室,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在自己的家庭经济活动不足以养家糊口时,他们便临时性的受雇于人,特别是在农忙时节在别人家里做帮工,或是在农闲时节从事一些副业生产,挣一些外快,以补贴家用。但佣人却是长年受雇于人,主佣以年度契约相约束,在契约规定的时期内,主人可以持续不断地得到佣人的劳动[7]。不仅如此,佣人在主人家里生活,与主人一家同吃同住,享受到与主人的子女一样的待遇。因此,佣人是主人家庭的成员。而主人在为佣人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时,还有责任像管教自己的子女一样管教好佣人。这样,主佣关系便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契约是他们结成关系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虚拟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佣人要忠诚于主人的家庭,听从主人的吩咐。而主人则要像对待子女一样善待佣人。所以,佣人与一般的受人雇佣的劳动力也是有区别的。

老人如何赡养的问题,与人们对老人的认识有关。在近代以前的欧洲社会里,谁是老人? 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生活周期佣人”这个概念是西方的社会史学家首先提出来的,彼得·拉斯莱特说,西方的佣人实际上多数是未婚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些生理上已经成熟,等待结婚的人,因为有4/5的男佣和2/3的女佣的年纪都在一般的结婚年龄之下。对英国和西方的很多人来说,做佣人是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称为“生活周期佣人”[8]。

人到60或65岁就要退休,在现代的老人概念中,60或65岁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是进入老年期的起点。[4]但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以前是不大相同的。那时,人的生命质量十分低下。有研究者根据对1250-1500年意大利157名男子和63名女子的统计,男子的平均寿命仅为37.2岁,女子则只有33.14岁。[5]对1276-1500年以每隔25年为一个时间单位,对每25年内出生者和死亡者的平均寿命进行复合统计,得出如下综合性的平均寿命数据:

顺便指出,国内学者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使用了“生命周期仆从”、“仆从”、“佣仆”等概念,我则更愿意称为“生活周期佣人”。这些译法当然都不是令人十分满意,但前缀“生活周期”或“生命周期”,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必须的,以便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佣人”、“家佣”、“仆从”。

1276-1500年佛罗伦萨人的平均寿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社会史学家对于流行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很多研究,并总结出了生活周期佣人的一些特点[9]。其中,有些特点不仅有关佣人本身,而且还与西方的家庭制度和西方社会近代早期的发展有关,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年份

出生人数

平均寿命

死亡人数

平均寿命

复合平均寿命

1276-1300

17

38.72

5

24.00

31.41

1301-1325

36

40.56

7

39.71

40.14

1326-1348

20

23.90

14

50.64

37.27

1349-1375

17

36.12

56

36.95

36.54

1376-1400

37

19.49

27

16.44

17.97

1401-1425

39

29.15

41

19.59

24.37

1426-1450

24

31.33

17

24.41

27.87

1451-1475

11

38.82

22

43.41

41.12

1476-1500

7

27.71

14

50.07

38.89

二、生活周期佣人特点分析

年份

出生人数

平均寿命

死亡人数

平均寿命

复合平均寿命

1276-1300

17

38.72

5

24.00

31.41

1301-1325

36

40.56

7

39.71

40.14

1326-1348

20

23.90

14

50.64

37.27

1349-1375

17

36.12

56

36.95

36.54

1376-1400

37

19.49

27

16.44

17.97

1401-1425

39

29.15

41

19.59

24.37

1426-1450

24

31.33

17

24.41

27.87

1451-1475

11

38.82

22

43.41

41.12

1476-1500

7

27.71

14

50.07

38.89

  1. 生活周期佣人的广泛性

资料来源: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4.

在前工业化时期的西方社会,做佣人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普遍性起码体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佣人在总人口中占较高的比例;雇佣或提供佣人的家庭在全部家庭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青少年人群中,做佣人的比例更高;佣人不仅来自于下层劳动群众,也来源于其他社会阶层。

从表中数据可知,14世纪初,佛罗伦萨人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左右。但是在100年以后,由于瘟疫的肆虐,平均寿命几乎减半。到15世纪时,尤其是1450年以后,平均寿命又大大增加,恢复到40岁左右的水平。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人口形势大体上代表了那个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状况。

佣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这个数字是对西欧和西北欧地区前工业化时期佣人比例的总体估计。两位著名的人口和社会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体一致,哈捷诺认为,佣人数量很大,至少构成总人口的6%,而且通常是超过10%[10]。拉斯莱特确认了哈捷诺的说法,认为在西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找不到佣人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他根据1574年到1821年英国的100个教区的数据,统计出佣人占总人口的13.4%[11]。

但到近代早期,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当然,这些总体的估计可能掩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的经济背景下佣人比例的差别。但对一些地区的研究结果仍然使我们相信,佣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在14世纪晚期英国的个别地方,佣人的比例竟高达40%以上[12]。17世纪晚期,诺丁汉郡的克莱沃思,佣人的比例占15.8~16.7%。在苏塞克斯的沿海小城拉伊,1660年的人头税名册上登记的671名成人中,佣人有74人,占总数的11%[13]。

人口历史学家对英国和欧洲贵族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的研究表明,在16到18世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贵族, 平均寿命都仅有30多岁或40多岁。[6]在英国,人口历史学家计算出1550-1599年英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2.5岁,1600-1649年时为41.9岁,1650-1699年及1700-1749年这两个时段里,这一数字一直都停留在39.5岁的水平上。直到1750-1799年,英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才上升到45岁。[7]

巴黎的佣人更多。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佣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家佣数量接近10万。当时很多到过巴黎的人对巴黎家佣的外表和他们的举止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巴黎是法国的政治中心,那里贵族集中,在众多的佣人中,有很多人属于为贵族的体面生活服务的侍从,他们穿着时髦,数量不少[14]。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口发展趋势总的估计是:在12世纪时,欧洲人口增加了,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增加。14世纪的前几十年,人们的预期寿命逐渐下降,而在该世纪中后期,由于黑死病及随后的几次瘟疫,人口数量及人的平均寿命均大幅下降。从15世纪经至16世纪又逐渐恢复。在某些地区,这些数字的增长在15世纪的前25年里就已开始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可能要到15世纪晚期,甚至到15世纪末才开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是恢复性的增长,在人的预期寿命方面,18世纪中叶以前,始终停留在40岁左右的水平上。

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性的政治中心也同样存在。1695年,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居民中,佣人占16%,到1750年时,佣人仍占人口的12-13%。图卢兹在这两个年份的佣人分别占总人口的10%和8%。在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等工商业城市里,佣人的数量要少一些。在18世纪晚期的波尔多居民中,佣人占8%,而马赛的佣人只占居民的4%。在农村,佣人受雇的情况与城市,尤其与政治中心不同,雇主接纳佣人更多地考虑生产劳动的需要。18世纪时,那些租种着不在地主的小块土地的农场主就会考虑雇佣佣人的问题。一般的土地所有者也需要有劳动力来帮助种田收粮、照看牲畜以及干各种杂活,所以雇佣佣人也很有必要,虽然佣人的比例在农村的差别较大,低的只有2%,但比率高的也在10%以上。总的看来,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佣人已成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到1789年大革命前夕,法国大约有200万佣人,差不多每12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以做家佣为生的[15]。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40岁左右的预期寿命实在不长。所以,也难怪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欧洲说成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世界。[8]不过,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数字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好像社会中到处都是青壮年人群,已经没有老年人了。或者误以为某个年龄达到30岁的人,按平均寿命40岁计,只能再活10年;25岁的人,还可再活15年,如此等等。[9]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如此,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总体的生命质量。就每个个体而言,寿命的长短大不一样。有的人寿命很长,有的人则过早夭亡。实际上,正是这些过早夭折的人,决定了传统社会的平均预期寿命处在较低的水平。在近代早期的三个世纪里,欧洲的婴儿死亡率大约在150-250‰的水平。在有些国家,约有1/4的婴儿在一周岁之前就夭折,这就是广泛存在于近代早期欧洲人口体系中的一个特征。活过了一岁的孩子,命运依然不可预测。据估计,在欧洲范围来说,几乎有一半的孩子在10岁以前夭折。[10]

而且,佣人大多是尚未婚配的年轻人和青少年。

但是,一旦躲过了婴幼儿和儿童高死亡率的危险期,人的长寿机会就会明显增加,活到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期和地点,尤其是排除黑死病时期的特殊情况,可以说,在中世纪中晚期,年龄在20-25岁的年轻人,有望再活30年,无论是贵族、教士、市民,还是农民,各社会阶层的年轻人都有这种可能。这就意味着,已经是20多岁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是50多岁。[11]毫无疑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活到60-70岁,甚至更长。

如果以年龄段来观察,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做佣人的比率就更高了。在1645年丹麦的莫恩岛,15-19岁的青少年346人,其中有165人做佣人,占这一年龄段人群的约48%。20-24岁这一年龄段的未婚青年211人,其中做佣人的110人,占这一年龄段总人数的52%。两者相加,在15-24岁这一年龄段的未婚者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在做佣人[16]。与英国相比,莫恩岛的年轻人做佣人的比率还不算高,有人推测现代早期的英国,大多数年轻人是佣人,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中,大约有60%的人在做佣人,或者说,15-24岁的佣人大约占全部佣人的75%[17]。在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各地,青少年们大量地离开父母去做佣人,是一个普遍的事实[18]。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427年的托斯坎尼人中,60及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4.6%,而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占了9.5%。在1425年的维罗那,60及60岁以上的老人占被统计人口的15.2%,65及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8.8%。[12]这种比率可以说明15世纪意大利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相当高了。在英国,“倒推法”统计出来的从1541年到18世纪末60岁以上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率始终在7-10%之间。其中,多数时段的老人比率在8-9%。[13]丹麦、冰岛和瑞士的多数地区,这一比率也在7%以上。老年人口低于7%的地区主要在比利时、奥地利、爱沙尼亚、匈牙利等国家。[14]

因为佣人在总人口中占很高的比率,这也就意味着佣人与千家万户相联系。

如前所述,把60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划入老年行列是一个现代的老人概念。有关研究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国公共生活中,60岁作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的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晰。[15]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40岁的情况下,60岁的人自然就是老人了。然而,在数个世纪以前,人们的老人概念中的年龄标准可能比60岁还低很多。有人主张50岁为老人的标准,[16]如果以这个年龄为起点,那么,欧洲农业社会中老年人的数量会更多。

在英国斯图亚特时代,大约有1/4到1/3的家庭雇了佣人[19]。根据“剑桥大学人口史和社会结构小组”对17世纪晚期伦敦九个教区的统计,佣人占全部人口的27%,全部家庭户中的66%的家户雇了佣人。如此高的比例不限于首都,在1694年诺里季的一个教区,佣人几乎占全部人口的33%,58%的住户有佣人[20]。

不过,不论是以60岁,还是以50岁作为衡量进入老年期的标准,都具有现代人的思维特征。实际上,在欧洲的农业社会里,老人概念未必是以确切的岁数来表达的。那时,成为成人的年龄,因为与财产继承和有关法律的权利、责任相关,而显得比较重要以外,在其他场合,年龄要求可能并不十分严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对自己的年龄只记得一个大概。[17]一直要到16、17世纪,随着教区登记在欧洲各地陆续推行,以及一些君主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人的准确年龄才开始得到重视。[18]

在法国、低地国家和德国,有佣人的家庭的比率也大致与英国相同[21]。

所以,在那个时代,在日常的生活情景中,真正的老年是由人的身体状况来表示的,身体的衰老便是老年人的全部证明。因此,老年与其说是某个年龄,不如说是某个过程,是一个人的劳动能力逐渐衰退,身体健康状况逐渐衰弱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那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在这里,每个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就像孩子也可以成为家庭劳动力的一部分一样,年纪较大的人也可以继续在家里从事生产活动,只不过是孩子参与生产过程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一步扩大,而老人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退出生产活动。所以,在农业社会,老人的概念是与那个社会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人生状态,从主要是一名生产者转变为主要是一个消费者,没有一个断然的年龄界线。但50-60岁是人生转向老年人的过渡期,在欧洲历史上,很多农民往往在50-60岁就逐渐地把财产的经营管理和持家的责任移交给继承人,这可能就是老年过程的具体体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无论是吸纳佣人的,还是提供佣人的家庭,广泛地分布于各个社会阶层,即一方面,吸纳佣人的家庭不仅仅是有财产、有地位的富贵家庭,而且还有一般的劳动者家庭;另一方面,提供佣人的也不限于下层阶级的家庭,也有贵族、乡绅家庭出身的人在做佣人。

二、有儿有女不成为养老的依据

我们先看雇主的背景。

人一旦脱离生产活动,就面临着养老的问题。从伦理上讲,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儿女的基本责任。在中国,这个观念始终是清楚、确定的。一个“孝”字便概括了一切。在基督教文化中,也强调子女要孝敬父母。[19]在中世纪,孝敬父母的责任包括父母在生病时提供关怀照料;父母年迈时,提供生活需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就是孝敬父母的基本思想。孝敬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包括在父母死后,子女应当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做弥撒。因此,孝敬老人、赡养父母在中西方的文化中都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

根据拉斯莱特对1574年到1821年的100个社区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户主雇佣佣人情况的统计,乡绅之中有84.1%的家庭雇了佣人,牧师家庭雇佣人的占81.2%,约曼家庭有佣人的也占71.9%,农民家庭占46.8%,工匠和商贩的这一数字为23.3%,劳工家庭只有2.2%的雇了佣人。穷人及其他身份不明的家庭中,有13.9%的家庭有佣人[22]。当然,这也是一个总体的情况,就个别的地区,特别是社会经济环境不同的地区而言,佣人的分布并不都是按上述比例,有的地方雇佣生活周期佣人的比率非常高,比如在英国埃萨克斯郡的罗姆福德教区,它的一半地方表现出这样一些特征:小土地占有者很多,畜牧业为主,林业生产兴旺,工匠们的手艺也以林木、制革为依托。而它的另一半地区则以农业为主。总体上,这是以农业为主,但同时也深受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的教区,特别是教区内的罗姆福德镇正好位于伦敦到科尔切斯特的大道边,使得这个没有达官贵人的地方呈现多样化的经济面貌。在这里,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一般的乡绅、农民,绝大部分家庭(在87户中有60户家庭)雇有佣人[23]。甚至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年份,各社会阶层拥有佣人的比率也不尽相同,比如英国的克莱沃思教区,1676年和1688年这两个年份,总人口分别是401人和412人,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各阶层雇佣佣人的情况在这两个年份有所不同[24]。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除赤贫者,其他社会阶层的家庭都可能雇佣佣人。在圣马丁,泥水匠、帽商、头饰商、丝绸印染商和其他小工商业者都常常雇佣人来做帮手。甚至连地位低下的牛奶商贩也雇上了佣人。戴维斯夫人是一位住地下室的牛奶小商,她在1724-1729年和1742-1743年分别雇了莫德林·欧文和艾丽斯·莱西为佣人。另一位也是住地下室的奶商詹姆斯·肯特也雇了佣人。卖牛奶的小商贩地位较低,他们每天从地下室出发,赶往散布于各地的奶牛场收集牛奶,然后挨家挨户地发送。像这样的小商贩也要雇佣佣人。可见佣人在社会中已是无处不在的人物了[25]。

不过,在确认这一点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方面,基督教学说中还存在着一种离心的因素,那就是夫妻关系重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20]

但是,家佣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方面,英国与法国的差别看起来很大。

西方人早就意识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的爱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父母因为爱儿女而做出的奉献,超过了子女为孝敬父母而给予的回报。父母的爱被认为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人们是这样来解释父母与子女相互之间的爱的差别:胚胎由父母的本体所组成,子女吸收了父母的某些本体,但反过来,父母并没有从子女的身上得到什么。所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树根与树木的关系,树木从树根部汲取营养。树木虽然也以雨露滋润根系,为其遮阳,但它从树根所得仍然多于给树根的回报。[21]这样,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自然就超过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圣经》上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22]

在英国,佣人更多地从事生产和经营性活动。根据对18世纪中叶伦敦的518名女佣的分析,这些广泛地分布于各个职业阶层的女佣,有85%以上的佣人是由各类工商业者雇佣的。见下表:

只是根据道德上的要求,指望子女为自己养老是靠不住的。中世纪的西方人对于养老的态度,一是告诫人们要为老年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各种各样的劝告书不断地敦促人们要积累充分的财物,以便为自己年迈体弱,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时所需。人们应当从中年时就开始做这种准备,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老来陷入贫穷更痛苦、更艰难;二是敦促人们不要在生前将财产转让给子女,以免落入依附于子女、受他们摆布的结局。15世纪的一位意大利人说,只要父亲还是一家之主,他的儿子就会服从他。一旦儿子掌握了家产和家中的权威,他就开始憎恨父亲,威胁他,等着他早死。这样一来,信任儿子的父亲就等于把儿子从朋友变成了敌人。[23]在英国,14、15世纪的一些资料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上下代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因为年轻人想取得家庭资源的控制权,而老年人则希望老有所靠,晚年生活能得到保障。[24]直到17世纪,英国做父母的人对于子女如何善待他们都没有抱什么幻想,“在子女的屋檐下生活,比坐牢还难受”。[25]这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老年父母与儿女关系的一种认识。

雇主的身份佣人数量所占百分比

在欧洲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各种故事、寓言,反映了人们对养儿防老的幻想的破灭以及由自己来掌握财产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

工匠 209 40.34
客栈、餐馆老板 144 27.79
杂货商、店主 92 17.76
军人和职业人士 54 10.42
贵族、法官 19 3.67

有一个在欧洲很多国家家喻户晓的故事,这是15世纪传教士布道时常用的一个事例。很久以前,有一名富人,他曾拥有大量的财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逐渐衰老。他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许配给了一名年轻人。老人将自己的女儿,连同全部财产、房屋和土地交给了这个年轻人,以换取安度晚年。头一年,年轻人善待老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老人也有同样的享受。第二年,他把老人吃饭时坐的位子挪到了餐桌的另一端。老人的饭菜当然要比年轻人自己所吃的东西差一些。第三年,他把老人挤到厨房一角的地板上,让老人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年轻人还告诉他,他必须从房间里搬出,因为妻子要在这间屋子里生小孩。于是,女婿以此为借口将老人逐出房间,老人只好在靠后门的一间小屋里安身。老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叹息。他决心设法来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天,老人向他们借来一个篮子,然后关上门,用几个旧硬币在篮子里捣腾,发出很大的响声,让人觉得他在数钞票。这家有个孩子,他站在老人的门外,以为听到的是老人在篮子里在装金币银币的声音。他回去后,便将所闻告诉其父。年轻人听说了这一情况,便来到老人面前,对老人说:“父亲,您老了。如果您有什么金银财宝,您可以交托给哪个靠得住的人去保管,免得您操心,这样做比较妥当。”老人随后答道:“我的钱箱里还有一点钱。有一部分我留着,以备生后安魂之用。我想,等我死后,这笔钱就由你来处置。”老人把篮子还给他们,并在篮子的缝里故意夹着一个银便士。他们了解到这一切以后,便把老人领回他的房间,像从前那样善待老人。老人死后,他们就翻箱倒柜,搜寻老人的宝藏。结果,除了一把小木槌,他们一无所获。棒槌的背面写着一句话: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子女,结果使自己沦为乞丐的蠢人,要受此棒的惩罚。[26]

资料来源:D.A.Kent,‘Ubiquitous but Invisibl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Autumn 1989, p.119, Table Ⅳ.

据说在现代德国的一些城市里,还悬挂着这样的一根大棒,上面刻着这样的话:“谁使自己依赖子女为生而陷于贫困,谁将被此棒击死!”[27]

从表上可以发现,贵族与工商业者所雇的佣人数量相差极为悬殊。也许贵族更愿意雇男佣,因为男佣可以为贵族带来面子,体现主人的派头。也许是因为伦敦贵族的数量比工商业者的人数少得很多。

上述这类寓言和告诫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不是个别地区、个别国家的现象,它流行于包括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内的西欧、北欧和中欧地区,构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但不管怎样,在伦敦,大量的佣人是在工商业者的家里干活,而不是侍候贵族老爷。所以,当我们发现,17世纪末伦敦的中产阶级家庭基本上都雇了佣人,而且有的家庭雇佣了不止一个佣人的情况时,便不以为怪了。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不可根据这些故事和警言把西方历史上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做偏面的理解,误以为上下代人的关系十分糟糕。事实上,很多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将财产让渡给自己的儿女。而年轻的一代也不都像寓言中的人物那样虐待、唾弃老人。任何时候和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父不慈、子不孝的事情。但是,充满温情的家庭关系在社会中总是到处都存在着。上面的阐述意在说明:在养老方面,中西方人的态度和倾向性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道德和法律都捍卫孝道,人们的养老之道集中地体现在“养儿”这个人人沿用、代代相传的策略上,通过养儿以达到养老的目的。西方的情形则大为不同,社会告诫人们,仅仅依赖儿女来养老是靠不住的。老人所能依靠的不在于生养了多少子女,而是自己积累和控制了多少财产。有了自己的财产,儿女们就会喜笑颜开,他的意见就会受到尊重,说话就有份量。如果没有财产,或者放弃了对财产的控制权,那么,老人就有可能失去养老的依靠,受人冷落。一旦年迈体弱,财富往往就成为受人敬重的唯一资源。[28]

佣人的分布

这样,以财产换养老就成为农业时代的欧洲人广泛采用的养老策略,老人通过“退休”这个行为,将财产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给自己的继承人,并以签订养老协议的形式,确保继承人承担赡养的义务。

每户雇佣的人数

户数数量

百分比

佣人总数

1

100

56.8

100

2

37

21.0

74

3

20

11.4

60

4

7

4.0

28

5

7

4.0

35

6及6人以上

5

2.8

39

总计

176

100

336

三、退休和退休协议

资料来源: Peter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Methuen, 1989, p.219.

在西方,“退休”的概念和行为早已有之。

从上表可知,虽然伦敦中产阶级一半以上的家庭只雇一个佣人,但雇佣2~3名佣人的家庭也几乎占1/3。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雇有佣人,这也意味着,佣人已是伦敦中产阶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公元6世纪时,一些富人出于救赎的目的,不再从事尘世的活动,他们退休到修道院,为永生做准备。但在当时,退休只是少数富人的事。到公元8、9世纪,退休成风。一些地方的大型修道院激增,以便为老人提供寄居之所。而教士们因为从富有的退休者那里获益不少,也鼓励人们退休。退休有两种形式,一是与教士一起住在修道院里,并参与修道团体的活动;二是住在修道院外,接受供养金。退休要签协议,具体规定供养的各种条件。当然,退休者的待遇因人而异,这要取决于退休老人给修道院捐赠了多少财产。[2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一些经济状况差一些的老人,退休的待遇就会较差。有的人若体力允许,还得为修道院干活。

在法国,情形大有不同。1695年图卢兹贵族所雇的佣人数量超过了工商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所雇佣人数量的总和,见下表:

后来,世俗社会也开始采用了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的方式。在富有的社会阶层中,一些人为忠心耿耿的老年骑士建起退休之家。尽管这只涉及少数人,但它有象征意义,达官贵人们已经接受了为他们的老年仆从养老的观念,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有的地方的商人和工匠也开始学着过退休生活,他们将自己的财产抵押给养老机构,以换取在年老时有基本的生活待遇,有人能照顾他们。而慈善机构则为他们提供养老之家。[30]

1695年图卢兹的雇佣模式

所以,在欧洲社会中,“退休”算不上新生事物。当然,对大多数穷人来说,他们一贫如洗,与“退休”根本无关。但是,退休的观念在社会中算是扎下了根。

雇主住户

数量

百分比

有佣人的家庭

佣人数量

百分比

贵族

501

8.8

90.6

1461

45.7

职业人士、资产阶级

760

13.4

55.4

564

17.6

商人

276

4.9

64.9

216

6.8

小职业人士、官员

323

5.7

44.0

156

4.9

店主

260

4.6

40.4

114

3.6

工匠、纺织工人

1961

34.6

12.4

207

6.5

餐饮、住宿、运输业主

390

6.9

25.4

133

4.2

工资劳动者

757

13.3

2.4

19

0.6

牧师

93

1.6

88.2

191

6.0

其他

354

6.2

7.1

136

4.3

总计

5675

31.5

3197

大约从12世纪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对于退休和养老就做了规定。那个时代,拥有土地的老人如果想退休,就要去司法机构或当地的法庭,提出退休的要求。那些希望能得到老人的财产,并有意赡养老人的亲属也必须到法庭表明自己的意愿。老人的退休事宜安排妥当后,他就在这些亲属中间,每隔一定的日子轮流在各家生活。他在某个亲属那里居住时间的长短,直接与该亲属所继承的财产数量挂钩。这样一种制度在13世纪时所有早期的丹麦人的法律中都可以发现。[31]以这种方式退休的人,被称为fledf ring,意为他是一个从自己家里走进另一个人家里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性法律对于退休之人没有专门的称呼,但都提到某人将财产交托给他人,以换取为自己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这一行为。14世纪20年代中叶以后制订的H lsinge法,通行于瑞典北部和芬兰的北部地区,其中使用了Sytning一词,来指称上述那种关系。Sytning源于动词syta,它是一个方言,指“看护”或“关照”某人。[32]

资料来源:Cissie Fairchilds, Domestic Enemies, p.7.

在德意志的法典中,最早提到农民退休的是14世纪早期的一个地方法庭,它应用的一个条款规定:将要退休的农民,应当有权利从以前的住处得到“最好的床、水壶、锅、犁、马、推车等等”。还有一个条款进一步规定,继承人应当承担起将要搬到Leibzucht去的退休者的债务。Leibzucht是一块建有住所的小土地。这小块特定的土地是从现有的农场中划分出来的,老人死后要直接归还给继承人。[33]在中欧,退休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及宗族法中。在中世纪的中后期,那里出现了养老财产。到近代早期,转让财产和养老的契约性规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4]

只占1695年图卢兹住户的8.8%的贵族家庭,雇佣了45.7%的佣人,而除牧师和其他身份不明者以外的图卢兹各阶层,占总户数的83%以上,却只雇佣了44.2%的佣人。

在英国,很多世纪以来,退休一直成为英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而且在各社会阶层中都得到实行。[35]在农业社会,退休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有关。据研究,13世纪的一些英国庄园上出现了实行退休并将财产转让给儿子的养老方式,但这种方式并不普遍。13世纪是一个人口压力严重、土地短缺的时代,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并不急于离开老家,他们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在父母年迈时仍有儿女留在身边。但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如在英格兰东部地区,获得土地比较困难,到13世纪时,退休的安排已比较流行了,当作为继承人的儿子结婚时,父亲就退休,并将财产传给继承人。另外,寡妇(并不一定是年老的寡妇)在不能亲自耕种土地和为领主履行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相应的义务时,她们就将农场让渡给自己的儿子,或者是让渡给女儿和女婿。她们宣布退休时,有时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特别在自己无力经营农场时,自己提出退休。有时则是出于某种压力(比如来自领主的压力或继承人到了法定的年龄)而不得不退休。1348年的黑死病以后,由于人口大量损失,引起劳动力短缺,加上人口流动的频繁,一些有儿有女的农民急于将自己的子女安置在本村,以确保有继承人来耕种土地,并为自己养老。所以,退休协议到处激增。[36]在这方面,伊莱恩·克拉克对中世纪英国养老协议的研究,为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那个时期的社会保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她所研究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于英格兰东部的159个案例,其中3/4的案例属于黑死病以后的历史时期。[37]可见14世纪中叶的那场瘟疫对于退休这一在此前业已存在于西方社会的保障方式的进一步推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莱恩·克拉克说,黑死病以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不仅影响到老人的处境,而且也影响到领主和其他土地承租人对退休问题的态度”。[38]

英法两国在雇佣佣人方面的差别应归因于法国贵族热衷于讲究排场的生活方式,而英国的雇主则更趋向于务实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退休协议是退休者和赡养人之间订立的养老合同。退休者将财产让渡给继承人,作为回报,后者同意承担赡养义务。通过退休协议,双方建立起互惠的交换关系。由于退休合同直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特别是退休的一方今后的生活直接取决于养老合同中的各项规定,因此,这种协议往往规定得十分具体、详尽。为了对这种协议有一个明确的印象,我们在这里选取伊莱恩·克拉克所提供的几则协议以作参考。

与吸纳佣人的家庭广泛地分布于各社会阶层一样,提供佣人的家庭也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大多数佣人来自于从事农业和工商业活动的家庭,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26]。此外,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贵族家庭也长期沿袭了将自己的子女送出去做佣人的习惯,贵族们一般是将自己的子弟送到地位比自己还高的贵族家庭里做佣人,让他们跟随主人的左右,学习优雅的行为方式和战争技艺。在英国,贵族家庭互相交流子弟为佣人的习惯一直持续到17世纪[27]。

第一则协议。约翰·鲍威尔和妻子爱玛将一所宅院、一间茅舍、10英亩的土地和半竿( 英文rod,译为“竿”,长度单位,等于16.5英尺)分散于别处的习惯占有地转让给约翰·爱斯特怀思及其妻塞西利亚。作为交换的条件,后者要为老人提供正屋北首和东首的房子各一间,在北首提供一间谷仓、一头母牛,夏季允许放牛。每年给四便士、一头猪、一只公鸡、八只母鸡,宅院内的半数水果,2.5英亩足以应付生活需要的土地。新的土地承租人要支付六马克[39]三先令四便士,以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付三先令四便士的形式分期付完。

有那么多的家庭雇了佣人,也就会有同样多的家庭提供佣人。有的家庭或许在某个时期既不吸纳佣人,也不提供佣人,但在另一个时期,这些家庭可能会与佣人有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前工业化时期的西方社会,佣人是事关千家万户的社会现象。

第二则协议。莱斯特的儿子享利将一所宅院和17英亩土地交给爱玛·阿特·斯蒂勒的儿子享利。条件是后者要“真诚、适当地”照顾好前者。如果双方不和,致使不能在一起生活下去,后者必须每年向前者提供八蒲式耳的小麦、八蒲式耳裸麦,32蒲式耳啤酒。如果老人先于新的土地承租人去世,那么,后者必须提供20先令以料理后事。支付手续费28先令。

  1. 佣人多是未婚的年轻人,是雇主家庭的一员

第三则协议。陪审团介绍,死者享利·佩科曾拥有一所宅院,10英亩土地,半竿习惯占有地。他的孙子也叫享利·佩科,作为死者的继承人,小佩科也已成年,他请求继承上述土地。但老佩科的遗孀琼·莱切要求把其中的一半土地作为遗孀产,她的要求得到同意。这样,双方各得老佩科的一半土地。小佩科可以在寡妇莱切死后得到另一半土地。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老妇保留地下、地面各一间房,一小块土地,她本人和她的朋友可以自由出入。其他的条件还有:她在每年的11月30日得到价值12便士的柴草。每年得到八先令,并分四次支付,支付的日期分别是11月30日、复活节、6月24日和9月29日。小佩科要为她翻修两间她所住的房子,给她提供与自己所享用的一样的伙食待遇。如果她对伙食不满,她可因此而每年得到12便士。她可以随便进出正屋。[40]

“生活周期佣人”就是人生中的某个阶段的佣人。我们已经指出,他们大多是未婚的年轻人。但是,每个佣人经历的这个“生活周期”的开始和结束的年龄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很早就开始离开父母去做佣人,有的人在很大的年纪时还在做佣人,但大多数佣人是处在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我们在这里着重分析佣人的年龄结构。

从上述几则来自于中世纪英国的退休协议中,我们可以看,双方的交换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来进行的,金钱货币因素在其中比重不大,这种情况可能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直接相关。到近代早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种退休协议中的金钱因素明显加大,一则订于1785年的丹麦的退休协议这样写道:

关于开始做佣人的年纪,历史学家以前经常会引用一位意大利的旅行者对15世纪晚期在英国的所见所闻所作的评说。这位旅行家指出,英国的父母对他们的子女缺乏感情,他们在把孩子养到7岁,最多到9岁后,就把他们(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送到别人的家里从事艰苦的服务。这些被称作学徒的孩子,一般要干上7~9年。在这期间,他们要干最苦最累的下等活。很少有人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每个人,不论他是多么的富有,都会把他的子女送进别人家里,而同时又从别人那里把陌生的孩子接纳到自己的家里。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们能更好地立身处世[28]。

女婿佩特为取得该农场要一次性付给我们100 rigsdaler。我们保留使用原有的大房子。佩特自己的房子另行建造。

这位意大利人注意到英国的父母在感情上对子女冷酷的一面,7、8岁的人毕竟还是孩子,如果英国人都是这样,把刚刚开始懂事的孩子推向社会,那么,现代人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应该说,在现代早期的欧洲,7、8岁的孩子就去做佣人、做学徒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把这个情况普遍化的观点似乎有夸大之嫌[29]。人口统计结果表明,10岁以下的佣人极少。

此外,他每年要给我们交付养老金20 rigsdaler,3桶上好的裸麦粉,3桶可用于酿造优质啤酒的麦芽。1桶未经加工的裸麦,1桶大麦,1桶燕麦。大鹅、小鹅4只,要喂养得好好的。4只在冬夏季喂养的绵羊及小羔羊。每年2头活猪,1桶上好的黄油。在奶牛产奶时节,每天2壶牛奶。8担泥炭。以干净的羊毛、麻制衣服饲候好老人。[41]

英国前工业化时代6个地方的佣人年龄分析

养老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住、吃、穿、用等日常物质生活的需要。从上述几则协议的情况看,有的协议的条款比较简单。有的养老条件显然比较高,像丹麦的这则养老协议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显然已超过了维持两位老人的一般生活水准的要求。因为这种退休协议从根本上说就是协议双方的交换关系,所以,退休者所拥有财产的多少成为他换取养老条件时讨价还价的筹码。那些拥有较多土地和财产的人就可以提出较高的养老条件,他不仅可以提出足以让自己过上富裕的晚年生活的要求,而且还提出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比如在生病时,要允许朋友来探访;规定好丧葬及做弥撒安魂事宜。有的人还要求继承人替自己清偿债务,定期洗衣服,得到一间可供取暖的房间、裁衣用的剪刀、酿酒的大桶等等。还有的人要求得到自由出入厨房、花园的权利。这种种要求和权利无不反映了退休者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关心,更是反映了他的谈判实力。

年龄

男性

女性

0-9

1

1

10-14

5

4

15-19

35

27

20-24

30

40

25-29

15

15

30-34

7

10

35-39

4

5

40-44

2

2

45岁以上

2

2

相比之下,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拟订退休协议时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42],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令人同情。为了保证能得到别人关照自己,有的人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在诺福克的弗蒙特汉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一对退休夫妇为了取得赡养,不仅向新的承租人交出了一英亩耕地、一间住所及其附属的财产,而且还交出了床单、毛毯、被褥、头巾、衣物,以及除了两只锅、两只碗和两只木箱以外的所有家用器具。在欣多尔伐斯顿,还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对老年夫妇将他们的住所和五英亩耕地交给当地的一对年轻夫妇以换取养老,并同意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要帮后者干活。老人们可以寄居在原先自己的房子里,吃、喝待遇与佣人一样。[43]

资料来源:P. Laslett,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p.34. Table1.7.

做出退休安排总是有某种原因的。在通常情况下,年龄和身体状况促使老人考虑自己的养老退休事宜,大多数老人与自己的子女达成退休协议。英国诺福克郡的威廉·德·托诺维尔来到庄园法庭,说自己年迈体弱,生活贫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他已不能种地。法官和领主的管家听了他的这番诉说后便与领主作了商量,同意老人将房产、土地,连同老人的地租、劳役义务和对老人的另一个女儿的抚养责任,都交给了老人的儿子。儿子同意“诚实赡养”自己的两位亲人,为他们提供生活资料。[44]

从该表中看,10岁以下,甚至15岁以下去佣人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佣人的年纪在15-30岁之间。这种情况符合本文前面已讲到过的对其他地方的佣人所作的年龄统计结果。在1645年丹麦的莫恩岛,5~9岁的孩子共有575人,其中,做佣人的只有20人,即占3.5%左右。在1787年和1801年丹麦农村教区中,5~9岁做佣人的孩子为4%[30]。这样看来,7、8岁的孩子去做佣人大概是个别的情形。

诺丁汉郡的理查德·洛伍德的退休可能与继承人的婚姻有关。他将他的茅舍及其附属物的权利交给领主,洛伍德的继承人爱玛及其未婚夫向领主支付了5先令的费用后就占有老人的土地。小伙子答应要与爱玛结婚,并为老人提供衣、食等生活需要。[45]

事实上,做佣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起始年龄,这是目前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有的人离开父母早一些,有的人要到20多岁才出去做佣人。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做佣人也许是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而不是从某一天起就突然开始做佣人的生活周期[31]。

有时,户主在临终之前,以遗嘱的方式安排财产让渡。虽然这看上去不像是拟订退休协议,但遗嘱人往往要为遗属,尤其是配偶将来的生活做出安排。1407年,约翰·怀汀就是用这种方式安排财产让渡和遗属的生活的。他将宅院和土地交给西蒙·惠林,条件是:惠林将来要为他的遗孀提供生活需要,包括吃、喝和每年16蒲式耳的啤酒。此外,惠林还要给她6只母鸡、1只鹅、1头母牛。每年的农耕时节要为她耕种一英亩的土地。每年的复活节要给她提供1双鞋子和3先令用以做衣服的费用。最后,要允许她在家里继续生活,保证她有出入灶间、房间的自由。[46]

大体上说,12~15岁这个年纪大概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这个年纪的人虽未完全长大成人,但已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了,他们既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还需要由长辈的教诲。这样的人去别人家里做佣人是比较合适的[32]。

领主的干预也不可忽视。由于农民从领主那里租种土地,所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有限的,[47]他所占土地以对领主履行封建义务、交纳封建地租为条件。因此,农民耕种土地或转让财产,直接关系到领主的利益。这样,农民的所谓退休安排也可能是领主干预的结果。在土地的现有承租人无力胜任耕作和偿付租金的情况下,领主和村社共同体的有关人员就会上庄园法庭,安排新的土地承租人接管老人的土地,并安排新的佃农为老人养老。1382年,诺福克郡欣多尔伐斯顿地方法庭的陪审员说,该村住着一位贫穷可怜的寡妇,她拥有18英亩耕地。但她身体虚弱,头脑简单,无法照顾自己,也无法履行她对领主的义务。因此,他决定将她的土地转让给她最亲近的继承人,让该继承人为这位可怜的妇人养老,为她提供相应的生活需要。这种退休养老的安排其实并不坏,它使三方面都得到妥善的处置:对老人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法律保障。养老协议在法庭上是作了详细的规定的,并由领主和法庭来监督执行;对领主来说,他是鼓励这种安排的,他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替代老人,从而保证自己能得到地租和土地让渡的费用;而新的土地承租人则因此而获得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土地财产。[48]

与开始做佣人没有固定的年龄一样,结束佣人生涯的年纪也是难以确定的。40、50岁,甚至60、70岁的人还在做佣人的也有。但是,这个年纪的佣人也只是少数[33]。佣人是住在主人家里的单身劳动者,一旦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室,他的佣人生涯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多数人退出佣人队伍的年纪是在30岁以前。

我们已经指出,仅仅指望儿女来养老是靠不住的。但是,大多数养老协议仍然是在父母与子女或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签订的。根据雷齐对英国伯明翰郡西部的黑尔斯欧文教区法庭的档案的统计,在1270年到1348年间签订的老年农民与他们的土地继承人之间的61份养老协议中,有34份是父母与子女所签,6份是祖孙间的协议,还有20份是一般的亲族成员之间订立的协议。与近亲以外的人签订的养老协议只有1份。从1350-1400年间43份养老协议中,与儿女和孙子女所签协议20份,与一般的亲族成员所签协议19份,与外人所订协议只有4份。这表明,老年农民明显倾向于在家内或是在亲族成员之中寻求养老。不过,从1430年代起,该教区所签养老协议中,老人与亲属成员之间订立的协议比例开始大大下降,36名退休的农民中,有27位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显然没有亲戚关系的人,以换取养老。[49]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一小部分年少的和年老的佣人以外,大部分佣人的年龄是在15-30岁之间。其中,又以19-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最为集中,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所以,生活周期佣人就是处在青春期到结婚成家这一阶段的年轻人。佣人和年轻人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西方语言的某些用词上也可以反映出来,这些词在指称年轻人的同时,也指称那些处在服务阶段的人,而且常常用来区别单身汉和已婚者。英文中的boy或lad,法文中的fille、valet和gar on的双重意义都说明了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ar on这个词,意义甚为广泛,它可以指男孩、小伙子、青年、年轻人、佣人、伙计、随从、服务员、马夫、店小二、使童、侍者,也可指单身汉、独身男子等。在这个词的众多指称中,年轻人、服务和未婚者是三个基本的含义。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意大利文中的garzone,西班牙文中的garzon,葡萄牙文中的garcao等等。gar on一词来自于中古拉丁文(700-1500年间的拉丁文)的词根,意为佣人[34]。由此也可见,佣人通常是与未婚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

上述数据(特别是退休老人与亲属成员之间的协议占较高比例)看上去与我们所主张的仅仅指望儿女为自己养老靠不住的观点相矛盾,其实,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父母与子女及其他亲族成员之间的天然亲情决定了老人首选亲人作继承人,并由他们来承担养老的责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亲情并不决定赡养关系,决定赡养和被赡养关系的因素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正像人们所指出的那样,农场的拥有者和他的继承人之间达成书面或非书面的退休安排,通过这一安排,财产所有权或农场的世袭承租权得到转让,以换取退休户主的生活需要。从法律上讲,退休协议不是子女对父母的个人义务,与报答养育之恩的关系不大。尽管继承人往往是儿子或女婿,但退休安排并不必然意味着亲族关系。[50]

佣人是家庭中的一员,受到与主人的子女一样的对待。

因为退休协议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关系。所以,从协议的条款中,我们看不出订立协议的双方显示出多么深厚亲情。不仅如此,协议的订立、执行、变更或解体都经历了一定的法律程序,这就使得协议的双方即使是最亲密的父子关系也都成了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方面,庄园法庭的介入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退休者担心今后会受到其继承人的虐待,那么,他就可以去庄园法庭订一份正式的养老协议。[51]如果老人的权益的确受到侵犯,他就可以去法庭提出申诉,法庭不仅出面干预,甚至还对违约者罚款。[52]对于诸如拖欠老人的钱物,阻止老人根据协议的规定自由出入某些地方及遭受虐待等申诉,法庭会进行调查。如果情况确凿,陪审员就会对违约者提出警告,乃至中止退休协议,将财产退还给退休者。[53]

关于这一点,现代人不容易理解,但是,自中世纪以来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承认这一事实,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有时,退休成为一个公开的事情,赡养老人的责任处在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退休者的权益通过保证人得到保护,儿子要在法庭上当着证人的面,发誓赡养父母。在有些情况下,继承人要向当地法庭提交保证书,登记为赡养老人而抵押的物品名称,如果不履行应尽的义务,法官可以扣押他的财物,直至他履行义务为止。在某种意义上,儿子在法庭上立下的保证书如同法庭的判决书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在儿子违约的情况下,老人不必提起要求赡养的法律诉讼,法庭有权根据保证书来执行协议。当财产让渡发生在法庭以外,如土地拥有者在临终前让渡财产,庄园法庭会派人作证,并在下次开庭时报告、登记。[54]这种情况类似于户主的临终遗言,目的是为配偶今后的生活做出安排。

一是家庭的观念与住户的概念是合一的[35]。

养老协议是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是有条件的养老,谁接受了土地和财产,谁就承担赡养的义务,像债务一样,赡养的义务有时是可以转让的。1415年,在英格塔斯通,有一位小土地所有者在临终之前将一间茅舍和一英亩土地交给妻子使用,条件是她要照顾好他体弱的姐姐,为她送终。从交换关系来看,赡养的负担比较重,但其妻还是同意了这个条件。由于她很穷,她要求法庭减免了通常在让渡财产时应交纳的费用。法庭同意了她的请求。两个女人随后在一起共同生活了6个月。后来,她从茅舍中退了出来,安排当地的一名男子接管了土地,并让他承担起赡养老妇人的责任。这名男子与老妇人共享了这间茅舍达一年,然后又把它连同那一英亩耕地卖给了另一位村民。1418年时,该村民又以24先令的价格出卖了房子和土地。[55]

1619年,伦敦的面点师向当局提交一份申请,要求提高面包的价格,他们提出的理由就是详细地开列了一名面包师和他的一家一周的生活开支。他的这个家既是作坊,又是店铺,还是一个住户,是经济和生活合一的单位,在这一单位里工作和生活的人,都在一起用餐,并且除了短工以外,还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因此,这一人群就是家庭的全部成员。店主既是老板,又是家长,而佣人既是雇员,又是儿女[36]。

由于养老不是根据上下代之间的亲缘关系来确定双方的义务与权利,所以,养老的契约是开放的。即一方面,儿女可以不参加签订养老协议;另一方面,老人也可以将养老的希望寄托在他人或机构身上。

在同一时期,农村中的约曼说到他的家庭时,也是指妻子、子女和佣人[37]。

四、机构养老

再往历史上看,中世纪的家庭也是包括佣人在内的。14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的人头税中,把“女儿和佣人”列在一起[38]。在旧制度下的法国,词典上对佣人的解释是根据他们是家庭的成员这一意义来定义的。有时,佣人一词与核心家庭成员通用。所以,妻子、儿女也可以被称为佣人,即是家长的佣人,1690年的一本词典把“家庭”定义为由户主和他的仆人,即妻子、儿女和佣人组成的住户[39]。

事实上,正如在前所述,与养老有关的“退休”一事就首先发生在社会机构中。

二是佣人在事实上是主人家庭的一员,与主人一家共同劳作、共同生活。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机构养老主要是宗教机构所承担的赡养责任。宗教机构所承担的赡养对象有两类,一类是机构本身的人员。在宗教团体中,老年人的数量不少,至少,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由老年人把持的。有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从职位上退下来。有的则至死都占据这些职位。对于这样有身份的老人,修道院会提供适当的生活待遇。此外,有些修道院也为长期在修道院里供职的老年俗人和低级教士做出养老规定,这些人包括牧师、侍从、面包师、洗衣女工、男女仆佣等。对这些人,修道院有时提供养老金,或者是雇员用积蓄购买养老待遇。养老的待遇通常包括住所和与个人的地位和资财相适应的衣、食。不过,这种为在修道院中工作多年的人在年老时提供生活保障只是一个道德责任,而不是一个法律义务。

主佣之间订立的契约就包含了对佣人待遇的规定,在中世纪的伦敦,服务契约往往写明,佣人在得到工资的同时,还应有食、宿方面的供应,在订立主佣关系的契约后又拒绝提供物质保障,对雇主来说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40]。有关中世纪伦敦的佣人资料在提及佣人的住处时,提到为他配备的家具包括床架、长凳,有时还有床上用品。

修道院要负责赡养的另一类人不是修道院中的教士或工作人员,而是以财产或金钱换取养老生活的普通人。在中世纪中晚期,有很多中老年妇女进入修道院成为修女,尤其是一些寡妇,她们喜欢选择修道生活。还有一些女子,一心想做修女,但在年轻时为父母所逼,只好结婚,到了中、老年以后,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地成为修女,她们放弃了家庭生活和个人财产,由修道院负责她们的晚年生活。到中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子也开始进入修道院,这些进修道院的男子不是做教士或修士,而是成为领取养老金的人,他们以自己的财产来换取养老生活。这样,修道院逐渐成了人们选择养老的一个场所。

当然,在肯定佣人被当作家庭一员的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佣人在主人家里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并不全都与主人的子女一样。以住宿来说,一般的农场里可能就没有专为佣人设置的房间,任何适合栖身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佣人的住处。享利·贝斯特雇了8个佣人,根据1668年的财产清单,他共有9张床,其中有一张床放在西阁楼、一张放在马厩,两张放在厨房。这四张床可能就是供佣人使用的[41]。在农村,比较适合佣人住的房子可能是阁楼,根据中世纪英国的验尸报告,有人发现,住阁楼的佣人常出事故。132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玛格丽特·桑威奇的佣人埃琳娜·斯科特想在阁楼上生火取暖,但是,她在楼梯的最高处滑了一下,失身后跌,结果摔断了脖子。另一个是关于约翰·托利的案例,他住在高达30英尺的阁楼上,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去解手时跌落摔死[42]。

当修道院开始更多地承担社会养老的责任时,这种责任完全就是交换关系的产物。有很多老人并不住进修道院,他们宁愿喜欢呆在自己的家里,他们从修道院里购买到一种被称为corrody的养老金。这种corrody起先是给穷人、麻疯病人和其他生活中遭遇不幸的人提供的一种救助金,后来就扩大为养老津贴,典型的corrody明确地规定多少磅面包、多少加仑啤酒、每年的油脂、食盐、燕麦粉的数量,加上由修道院的食堂日常供应的鱼肉。还规定一间带炉子或有柴火取暖的房子。退休者与修道院之间所建立的赡养关系又一次显示了退休者个人财产的多少对于老年生活状况的决定性作用。1317年,一位妇女以140马克的高价买了一份奢侈的corrody。而同一年,一位佣人只花了10马克就签订了一个养老协议。头一个协议保证每天向该妇女提供3磅面包,2加仑碑酒。每年提供6头猪、2头牛、12份乳酪、100条雪鱼干、1000条鲱鱼以及价值24先令的衣服。用10马克买来的corrody,其待遇只包括每周4磅适合佣人吃的面包和6加仑啤酒,外加由修道院的食堂所供应的日常菜肴。[56]13世纪时,在慈善院中购买养老金的做法已十分普遍。13世纪晚期,法国里尔的城市法规对于那些退休后要去修道院或慈善院养老,将大部分财产捐献出去以换取养老的人实行征税。在14世纪晚期的英国,在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中购买养老金的大部分人是工匠和生意人,他们属于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领养老金的人或者居进修道院,或者住在修道院附近,以便于接受修道院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的继续住在自己家里,接受修道院提供的未经加工的定额食物。从14世纪晚期起,养老金往往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在奥地利的城市中,购得的养老保障逐渐从原来的在有关机构中居住的形式转变为以年金的形式支付。养老的货币化程度逐渐扩大,购买养老金也从宗教团体扩大到其他世俗机构[57]。这就有利于新型的养老方式的发展。

三是佣人被当作是收养来的子女。

教会中的一些高级职位,也都是由老人把持的,大主教、主教、富有的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在退休时不会发生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在放弃圣职俸禄后,可以得到可观的养老金。教会承认,年迈体弱而必须退休的牧师都有权得到退休金。但是,那些从低级教职上退下来的牧师,只能得到小笔的养老金。所以,在退下来的各种教职人员中,有的人可以过舒适的晚年生活,有的则勉强可以生活。而另一些人所得养老金很少,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上半期英国退休的神职人员中,年金多的人有20镑,少的只有1镑,收入相差20倍,而当时合理的生活费用至少要有5镑的收入。[58]养老金的数目主要是由退休牧师的圣职收入来决定的,这笔俸禄既要为他提供养老金,又要为他的继任者提供薪水。因为退休和现任的神职人员共享有限的薪俸,所以,下级退休人员的生活就显得较为艰难。教会当局意识到这些老年神职人员生活上的困难,但一直也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保障制度。倒是一些慈善家愿意为低级牧师购买退休金。有些慈善院是专门为那些被逼放弃俸禄的退休牧师以及年龄虽不大,但身患疾病的牧师开办的。在13到15世纪,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法国的图尔奈和英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慈善机构。

他们与主人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一般的关系,佣人对主人有尊敬、服从的义务,而主人则要像父母一样管教好他们。18世纪的社会对于主人管教佣人就有这样的期待,威廉·达雷尔对绅士们说,“你的关怀不能停留在子女身上,让你的关怀及于你卑下的仆人,尽管你是他们的主人,但你也是他们的父亲。”这里的关怀所指极为广泛,它包括道德上的指导,雇主要为佣人的德行负责。另一位作者汉韦说,主人和女主人对佣人的行为负责,如同上帝命令他们的那样,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主人都是他家庭中的牧师”,《为佣人进言》的作者写道,“主人管教好佣人的责任要比牧师管教好某个家庭的责任大得多。”[43]此外,主人在佣人生病时要多加关照,在佣人遇到麻烦或遭遇危险时,主人应出面替他们排解,等等。总之,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社会都把佣人当做主人家的一员来看待。

社区对老年穷人的救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将养老的责任交给了老人的亲属。但实际上,17世纪以后,有关济贫法的账册资料表明,老人是从教区救助中得益最多的人之一,随着他们的劳动能力的下降,他们越来越依赖教区。[59]其中,寡妇数量不少。在赫特福德郡的有些教区,17世纪中叶,有40%以上的寡妇每周领取养老金。很多贫穷的老人即使在本地住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子女,也依赖教区的救济为生。有一些老人是由邻居照顾的,他们在乡村的住户中被列为“寄居者”,这些人也往往是教区支付了养老金而由邻居来照顾的穷人。从16世纪晚期,到19世纪的上半期,这种依赖教区救济的模式一直持续了下来,[60]以至在1834年议会举行济贫法的听证会时,有人反对由教区负责老人赡养,理由是:这样做会进一步削弱家庭关系。有趣的是,听证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用教区赡养替代家庭赡养,因为英国的劳动阶级已经完全缺乏天然的孝心。[61]

3.年度契约是主佣关系联系的纽带。

对于机构和社区在前现代社会的养老事务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似乎难以做出确实的评估。但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欧洲人的养老从很早起就不受家庭关系的限制。

尽管主人与佣人的关系如同父母与子女,但毕竟也只是虚拟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且它还是靠契约来维持的。

结束语

契约有口头达成的,也有书面议定的,在有的地方,口头的契约也记录在案。主佣契约是双方“为了相互的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应当神圣地加以维持的庄严的协议。”[44]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规定佣人要遵从主人的合理要求,为主人提供服务;雇主则在规定的服务期内供养佣人,并且,不论佣人是否每天干活,主人都要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支付工资。

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尤其在西欧和西北欧地区,以核心家庭为主导,主干家庭或世代同堂的大家庭比率较低为主要特征的家庭形态,意味着人类学、社会学关于老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受人尊敬,在大家庭里安度晚年的一般图景,在这里并不能完全适用。

契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在维护契约的合法性方面,政府当局起着重要的作用。

的确,研究显示,在欧洲农业社会,人们的养老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老人虽然也倾向于在自己的子女或近亲族中选择为自己养老的人,但子女为年老的父母养老送终似乎不是天经地义和具有强制性的。“继承人”这一概念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但这一概念与退休、养老有关,仍值得我们注意。老人首选子女,同时,也选择无亲族关系的人,甚至选择社会机构为自己养老,并签订退休、养老协议,是以出让自己的财产控制权为前提的。这样,“继承”、“退休”、“养老”就成了同一个过程中前后相关的三个节点。“继承人”承担赡养的责任,乃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前者的财产。可见,正是老人先前积累起来的资财,才换取养老的条件。从欧洲的历史传统来看,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主要不是取决于年轻时生养了多少子女,而是取决于积累了多少财产。老人越是富有,他的赡养的条件就越是优厚。而贫穷之人,老来便越发贫困。

13世纪中叶以前的英国,主人可以强迫不听使唤的佣人服从自己的权威。但是,如果该佣人从主人家里逃跑,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就由主人承担。《劳工法》(the Statutes of Labourers)的实施,使主佣关系有了新的法规来调节。根据新的法规,佣人可以因为主人的虐待等原因而在合同期内离开主人。但规定,重新捕获逃跑佣人的行为是合法的。有的法规规定,在契约有效期内,主人不能抛弃生病、受伤、甚至致残的佣人,不能停发或扣减佣人的工资。在契约得不到履行的情况下,法庭接受指控以维护合法的主佣关系。四季法庭所判决的案例中,有很多是要求主人将生病、受伤的佣人领回,并供养他们至契约期满的裁决。四季法庭也保护怀有身孕的佣人。雇主在发现家佣怀有身孕后,往往将佣人赶出家门。法庭受理这类控告,责成雇主对已有身孕的女佣在其生产后再供养一月。这些都表明了主佣关系的契约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本质。不过,契约经双方的同意,也是可以随时解除的。所以,契约是主佣关系的基本纽带。

这两种极为不同的生活结局,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历史上年轻欧洲人对人生和对自己未来的态度、影响到他们积累财富的愿望、影响他们的生育观和家庭观以及如何影响到社会养老制度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欧洲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我们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我们仍可推测到它们之间的高度关联。从这种关联来思考,欧洲历史上的老人及老人赡养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做佣人的生活周期长达数年,甚至一、二十年。但主佣关系的契约一般是一年为期。期满以后是否续约仍由双方自行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佣人的生活周期并不与一个固定的主人家庭联系在一起,佣人会在契约期满以后离开现雇主,到别的地方寻找新的主人。与某个主人建立比较持久、稳定的关系的佣人是有的,但只是少数。英国林肯郡的泰特尼农场,1780年到1830年间雇佣了128个佣人,其中有68%的佣人在农场只干一年。续约三年及三年以上的佣人只占16%。在伯克郡也有一份类似的材料显示,99名佣人中,有80%的人在工作一年后就离开了雇主,连续干满三年或三年以上的人只占5%[45]。在法国的图卢兹,有一家人在1769年到1783年的14年间一共雇佣了149名佣人,平均每年新雇佣人达10人以上。在这些人中,的确有干得时间较长的佣人,但大部分佣人干的时间不长,其中有110人干得不到一年。除了这些个别家庭的事例以外,“定居审查”(Settlement Examinations)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情形。这些从17到19世纪保存下来的材料,来自于英国的赫特福德郡、埃塞克斯郡、诺福克郡、北安普顿郡、莱斯特郡、索福克郡和林肯郡,几乎有76%的佣人与同一个雇主维持一年的关系,见下表:

顺便指出,以财产出让为条件的养老习惯,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欧洲社会中的家庭关系冷漠无情。欧洲家庭史研究表明,近代早期的欧洲父母尽力帮助子女在社会中取得独立,正是现代西方家庭情感高涨的一个重要表征。[62]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如何,不是根据我们传统的家庭关系准则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的,正如我们发现18世纪的英国人用“朋友”一词来指称自己的父母一样,[63]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17-19世纪佣人为同一雇主持续提供服务的情况

注释:

与同一雇主保持关系的最多年数

佣人数量

占全部佣人的百分比

1

613

75.8

2

124

15.3

3

340

4.9

4

415

1.9

5

56

0.7

6

6

0.7

7

3

0.4

8年或8年以上

2

0.2

[1] 见Durkheim,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p.235;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p.950。

资料来源: Ann Kussmaul,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52.

[2] 英国家庭史学家拉斯莱特宣称,工业化以前的很长时期里,英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75人。“在英国……,从已知的数字记录所包含的时间来看,大型的联合或扩大式家庭作为家庭群体的一种普遍形式,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存在过”。见P. Laslett and R.Wall,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126。此外,根据1622-1854年间对英国64个村社家庭结构的统计数据,由一代人、两代人和三代人所组成的家庭,分别占25.1%、69.2%和5.7%。欧洲其他地区也有这种统计结果。见P. Laslett,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pp.22, 23, table 1.2.

各种资料都证明了这样一个情况,即佣人在其生活周期里会不断更换雇主,大多数人与他们的现任雇主维持一年的关系。当然,主佣契约事关双方,主佣关系是否长期稳定,也取决于雇主方面的意愿。

[3] J. Hajnal,“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见D. V. Glass and D. E. C.Eversley,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Edward Arnold Ltd.,1965. J. Hajnal,“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in R.Wall, J. Robin, and P. Laslett,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专门的研究可见Ann S. Kussmaul,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主佣关系的契约只能维持一年?

[4] 例如,在二战以前的法国,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在60岁。自1954年以后,年满65岁或超过65岁的人为老年人,也是退休的标准年龄。[法]保罗·帕伊亚著,杨爱芬译:《老龄化与老年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从主佣双方来寻找原因。

[5] 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83-85.

从佣人方面来说,我们不妨反问一下,为什么佣人必须与某个主人长期栓在一起呢?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佣人频繁地更换主人。主佣契约一般以一年为期,这是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习惯,客观上承认了主佣契约一年一签是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佣人本人几乎一无所有,也无拖家带口之累,可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佣人所承担的工作一般并无高难的技术要求,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论走到哪里,不会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问题。佣人制度在欧洲社会的广泛存在,为佣人在广大的空间里寻找新的雇主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6] T. H. Hollingsworth, The Demography of the British Peerage, Supplement to Population Studies, Vol.ⅩⅧ, No.2, 1965, pp.52-69.T.H.Hollingsworth, “A Demography Study of the British Ducal Family”, in D.V.Glass and D. E.C.Eversley,Population in History, p.362; S. Peller,“Births and Deaths Among Europe’s Ruling Families since1500”, in D. V. Glass and D. E.C. Eversley, Population in History, p.98.

以上都是主佣关系不断更换的一般性的原因。就个别的佣人而言,在现主人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待遇、主人过于刻薄的情况下,换一个主人或许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的佣人想通过不断跳槽,提高自己与主人签约时讨价还价的能力。还有的佣人可能想找到更理想的工作,在经营较好的工匠和农场主家里干活,可以接触到各种工作,学习各种技能,以利于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有的佣人则想通过更换环境,结识新人,从中寻觅合适的对象。对每个人来说,换一个新主人的理由可以有千条万条,但目的总是一个,那就是找一个更适合自己需要的雇主、工作和环境。这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即“树挪死,人挪活”。

[7] E.A.Wrigley and R.S.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London:Edward Arnold Ltd., 1981, p.252.

从雇主方面来说,经常更换佣人也有一定的好处。家里家外的很多工作都是相对固定的,而佣人的年龄、能力和技术则是不断变化的,放牛娃总是要长大的,不能长期与牛、羊为伴。一些年纪较大、技能较高的佣人要结婚,从而从佣人队伍中退出,雇主也必须重新找人顶替。在英国,雇主鼓励佣人经常流动还与《定居法》有关,根据《定居法》,佣人在某个教区服务满一年即取得在该教区合法的定居权,但如果随后去别处工作,那么,他就会丧失定居权。如果佣人在该教区长期居留下去,那么,教区上的某些纳税人就有责任为该佣人的一生提供贫困救济。因此,鼓励佣人迁徙、流动和到别处干活,每年更新契约有助于减少本教区内新定居者的数量[46]。

[8] 一位历史学家说,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社会。见Henry Kamen, European Society1500-1700,London:Hutchinson & Co. Ltd., 1984. p.26. 马克·布洛赫在讲到中世纪时也提到,老年早早来到,那个世界自以为很老,但实际上都由年轻人统治着。Marc Bloch,Feudal Society, I,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pp.72-73.

像佣人离开雇主有无数的理由一样,雇主解雇佣人也有各种原因。这里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雇主要解雇佣人。从近代早期伦敦中产阶级分了佩皮斯家的情况看,有的佣人是被主人打发走的,像无赖韦尼曼,他的劣迹包括说谎、打架、偷窃、游手好闲。有两名佣人因为偷窃,两名厨子因为酗酒,还有一名佣人是因为在邻居那里搬弄是非而遭打发。这些人的品格成为更换主佣关系的原因。不过,大部分佣人离开的原因并不清楚,或许,其中有一些人的流动是由于佩皮斯夫妇的性格或为人所致[47]。另一位诺福克郡的牧师伍德福德的日记也记下了一些佣人离开的原因。伍德福德每年要雇1名农夫、1名厨子兼奶场女工,1名仆从和1个小男孩。他在诺福克生活的26年中(1776—1802年),先后有30名佣人占据了这5个岗位,他去世时身边还有5名佣人,所以,在整个时期里,有25名佣人离他而去,其中有15人的离开原因有明确记载,8人为伍德福德所打发,原因是佣人酗酒,能力不足,说话不干净、生病及怀孕。另外7人的离开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决定,原因是年纪太大,不适合做男孩的工作,或者是另谋高就,入伍当兵,回老家等。伍德福德63岁去世,当时他的家里共有6位成年的独身者和一名未成年的男佣。除了他本人和他的未婚侄子外,其他四名成年的佣人分别与他相处了26年,18年,17年和8年[48]。想来这些与他长年相处、对他忠心耿耿的佣人,一定是26年来来往往的佣人中筛选下来的。

[9] Peter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4, p.109.

佣人与雇主的契约一般以一年为期,但这一年的起讫时间在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受各地的习惯的影响,在农村,则更是受到农业季节的影响。习惯上的契约终止日期一到,乡村的道路上便挤满了投奔新雇主的佣人,而当习惯上新的服务期开始时,佣人流动潮就像它刚开始时那样突然地停止下来。这种约定俗成的更换主佣关系的时间有利于主佣双方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互相寻找适合自己的东家或佣人。

[10] Michael W. Flinn, The European Demographic System1500-1820,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 pp. 16- 18.

从英国来看,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时节作为习惯上的主佣关系更换日。在东部和南部的很多地方,9月29日的米迦勒节(英国四大结帐日之一)是传统的雇佣日子。在北部,流行的雇佣日是圣马丁节,更换主佣关系的时间是与主粮收获期以后的农闲季节,或是在秋耕以后的日子相适应。在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如林肯郡的沼泽地带和西部地区,每年的雇佣和流动时间一般是五朔节。有的地方不一定有传统的雇佣日期。从总的情况来看,英国各地在17到19世纪时,订立主佣契约的时间往往比较集中,特别集中在米迦勒节、圣马丁节和五朔节这些日子,有90%以上的年度契约的起止日期是在上述节日[49]。

[11] E.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p.250; E.A.Wrigley,et al.,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1580-1837,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80-293, Appendix 6, pp.581- 600; Barbara Harvey, Living and Dying in England1100-154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pp.127-129; Richard T. Vann and David Eversley, Friends in Life and Death: The British and Irish Quakers in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1650- 19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able5.11 and 5.12, pp.229-230.

17到19世纪英国各地的雇佣日

[12] 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pp.183-187.

地区

米迦勒节

圣马丁节

五朔节

春季结帐日

其他

雇佣总数

约克郡的北部和东部行政区

0

92

8

0

0

24

北安普顿郡和莱斯特郡

91

7

0

2

0

44

剑桥郡和诺福克郡

98

1

0

0

1

120

林肯郡

0

7

90

0

3

72

威尔特郡和格洛斯特郡

96

1

0

1

1

85

[13] E.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pp.215-218.Table A3.1, pp.528-529. P. Laslett,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 Table 5.3 p.188.

资料来源:Ann Kussmaul,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51.4.

[14] P. Laslett,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Table 5.2, pp.186-187.

佣人有少量的工资报酬。

[15] 在英格兰,13世纪以后,担任陪审员的最高年龄一直是70岁,但60岁以上的老人担任地方行政官或验尸官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在14世纪中叶以后,劳工法规定60岁的男子可免于提供强制性劳动;不再因流浪而遭告发。他也不用强制性地参加法庭诉讼或服兵役。18世纪后期,海关职员享受养老金的最低年限定为60岁。1810年,60岁成为公务员退休的年龄。参见Keith Thomas,“Age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LⅫ, 1976, (此为期刊,不是书。出版信息?)p.237.

在虚拟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背景下,主佣之间又夹带着工资因素,这种关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的确,虚拟的关系终究不能取代实在的关系,归根到底,主佣关系才是模拟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契约作为主佣之间建立关系的纽带,表明了这种关系的性质,而主人为佣人提供吃、住等物质保证实际上是雇主以什物的形式支付了佣人的劳动,佣人受到如主人的子女一样的对待,是以佣人为主人提供长年的劳动为前提的。工资是以货币的形式,偿付了佣人的另一部分劳动。

[16] Gransden,Antonia, “Childhood and Youth in Medieval England”,in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16:3-19.

但是,工资在佣人的劳动报酬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17] 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pp.159-164.

这反映在,第一,工资的支付是以年为单位,而不像其他劳动者,例如短工的工资,是以日为单位计酬。第二,有的佣人除了在服务期间享受到主人提供的物质保障外,并没有领到货币工资,特别是年纪较小的佣人,他们分文不取。而另一些佣人虽然名义上也应得到工资,但在实际上,雇主往往以礼物和遗赠来充当工资,这种做法不仅在农村流行,甚至也为城里人所采用。在法国的图卢兹和波尔多,1727年到1729年间,有173份雇主的遗嘱给他们的家佣留下了遗赠,其中有21份遗赠是特别说明用来代替工资的[50]。第三,与雇工或短工相比,佣人的工资收入不多。1564年,英国埃克塞特推事规定,从9月30日到3月1日,农场短工的最高工资为每天6便士,该年度的其他季节为每天8便士,这是不管短工吃、喝的最高工资规定。如果雇主管吃管喝,则两个时段的最高工资分别是每天3和4便士。在收割时节,不管短工吃、喝的最高工资是每天10便士,否则,以每天5便士计。同时,对于大量入住的佣人,当局也设定了专门的工资额,他们的工资是根据年龄、性别和工种,以年为计量单位来设定的。管家和农场管理人的工资较高,他们的最高年工资为40先令,普通的佣工根据年龄,年工资20~30先令不等,16岁以上的女佣,每年的工资根据年龄得16~20先令不等。从上述规定看,在农闲季节(10月1日至次年2月底)不包吃、喝的短工干上三个月,他的收入就相当于普通佣人中的最高年工资。三十年以后的工资规定是,不包吃、喝的农场短工在11月1日至次年2月2日的最高工资为每天7便士,该年度的其他季节为每天8便士,而管吃、管喝的短工,在这两个时段的日工资分别为3和4便士,但农忙时节的工资例外,那时,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劳动量大,不包吃、喝的短工每天可挣1先令,或是包吃、包喝,每天挣6便士。这样,如果一周以六天计,短工能终年为人所雇,那么,农场上的短工在冬天的三个月可以挣到的工资是每周3先令6便士,而在其余的三个季节里可以每周挣4先令。这一年,管家或农场管理者的最高年工资为53先令4便士。16~20岁的农场佣人最高年工资为30先令,20岁以上的佣人最高不超过40先令。女佣收入少一些,14岁以下的入住女佣除了从雇主那里得到衣、食以外,分文工资不取。14到18岁的女佣,年工资为12先令。18岁以上的女佣,挣16先令8便士。60年以后又有新的工资标准,据估计,不包吃、喝的短工如果长年受雇,他的工资可达每周5先令。与短工相比,佣人的工资涨幅较大,管家或农场管理人的年工资达4镑,16~20岁的佣人最高年工资为40先令,20岁以上的为53先令4便士。14到18岁的入住女佣为16先令,18岁以上的女佣挣23先令4便士[51]。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数字,为的是说明,在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叶的90年里,虽然佣人与短工的工资都在增长,但是,相比之下,佣人的工资仍是很低。

[18] Georges Minois, History of Old Age: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p.289-291.

佣人的工资低还可以通过女佣的年收入与嫁妆价值的比例关系中看出。做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独立自主的生活准备劳动的技能和成家的物质基础,佣人在服务期间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对他们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工资的积累程度直接关系到他们何时才能成家或是否能成家。对一个女佣来说,她的陪嫁相当于她多少年积累的工资呢?大约相当于10年的工资总和。以法国的艾克斯为例。

[19] 《摩西十诫》,《旧约·出埃及记》20∶12;《申命记》5∶16。《新约·以弗所书》6∶1-3。

表1: 1715-1787年艾克斯女佣的平均嫁妆值

[20] 《旧约·创世纪》2∶24。

时间

1715-18

1730-33

1749-52

1764-67

1784-87

嫁妆

251

280

357

442

554

[21] 而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西方人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的差别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如此下传,一代一代地接力,故称为“接力模式”。而在中国,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形成了“反馈模式”。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中国家庭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表2: 1711-1790年艾克斯女佣的年均工资

[22] 《新约·哥林多前书》12∶14。

年份

普通女佣的工资

1711-1720

24

1721-1730

35

1731-1740

24

1741-1750

41

1751-1760

50

1761-1770

49

1771-1780

52

1781-1790

61

[23] Shulamith Shahar,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7,p.93.

以上两表的年份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也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女佣带到婚姻中的财产数额大体上相当于她的年工资额的10倍左右,也就是说,她要干10年左右的佣人工作,并且把这期间所挣的每一分钱都能积攒下来,才可以凑足一分普通的嫁妆[52]。

[24] Barbara A. Hanawalt, The Ties That Bound: Peasant Families in Medieval Engl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228.

三、佣人制度的成因

[25] 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 p.235.

生活周期佣人这一广泛存在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现象是怎样产生的,西方历史学家做了一些解释,但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26] 这个故事在欧洲很多国家流传,内容大体相同,而细节稍有出入。可参见Frances & Joseph Gie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1987,pp.249-250; Shulamith Shahar,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p.94; David Gaunt, “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Richard Wall, Jean Robin and Peter Laslett,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60。

有名的历史学家乔治·杜比认为,佣人起源于中世纪领主对劳动力的掠夺[53]。

[27] 参见David Gaunt, “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in Richard Wall, Jean Robin and Peter Laslett,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pp.259-260。

在中世纪,“家”是领主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仆从的数量,以及他可以从那些对他忠心耿耿的扈从那里取得的忠诚和服务决定了他的力量。领主最有价值的所有物不在于土地数量和金银财宝,而是“家庭”中的人。在11、12世纪,“家庭”首先由领主的那些可以用于帮他耕种领地的劳动力来构成。依附者的首要义务就是“服务”,执行领主的命令。为了最大限度地完全凭自己的意志来利用他的劳动力,领主就尽力把劳动者留在自己的家内。大量的粮食主要用于喂养这些基本上由未婚或无子女的年轻男女组成的家庭劳动者。为了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劳动者经常得到更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在德国和英国,12世纪早期以前,奴隶贸易仍很兴旺,领主通过购买奴隶来更新他的劳动人手,到后来,领主则是从他们的依附者的子女中来挑选佣人,这成了补充劳动力的通常方式。1035年,由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二世授予的一份特许状规定了林伯格修道院院长对其依附者的未婚儿子的权力,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任何人安排在厨房、面包房、洗衣房、马厩等地方干活。在13世纪的格罗塞斯特修道院上,维兰每年要受到领主的督察。年轻、活泼的人被挑选出来在主人家里从事家庭服务。同一时期,在英国牛津郡的切尔格罗夫庄园上,维兰要带着他的已长大的儿子来到主人面前,让他挑选他所喜欢的人留在家里干活。照这样说来,佣人至少在11世纪时便已由领主从他的依附农民中挑选了。

[28] Keith Thomas, “Age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LⅫ,1976, pp.247-248.

哈默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所依据的材料是9世纪以来的巴伐利亚的文献。他阐述了在封建主的领地和依附农的持有地之间交换劳动者的一个理想模式。他认为,依附农的子女大约到15岁时就要被派到庄园农场上,也可以被派往其他缺乏劳动力的农民持有地上,这些未婚的佣人根据封建主或其管家的指示在那里服务,直至他取代持有土地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夫妇。这一观点设定“生活周期佣人”起源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帝国(Franconian Empire)的封建制度内,庄园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以便尽可能地合理分配劳动力[54]。

[29] Georges Minois, History of Old Age, pp.137,138.

根据上述两种解释,如果佣人制度起源于中世纪,那么,从其产生到近代早期在欧洲广大地区流行的过程中,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必须发生封建制度下从强制性服务到农民可以与主人之间建立自由的契约关系的转变;二是必须引进在别人家里提供服务并取得酬劳的方式,尤其是以工资支付的方式。但这两个变化在佣人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学家好像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30] Georges Minois, History of Old Age, pp.245-247.

另一位对佣人制度很有研究的学者库斯莫尔,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看法。据她认为,佣人制度在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盛行的原因要从瘟疫后的人口锐减中去寻找。人口大量减少,土地旷芜,人地比率的急剧变化,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领主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整对策以适应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新情况,比如将土地从农业生产改为畜牧业生产。或者是将土地租给佃农,收取较低的租金,等等。这些对策往往有利于佣人受雇机会的增加。畜牧业生产要求有全日制的劳动力,当土地富裕,而寻求可靠的成人劳动力十分困难的时候,雇佣佣人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农民占有地的扩大决定了农民在需要更多的家庭劳动人手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条件去养活本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口。所以,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劳动力,佣人的大量存在,反映了欧洲社会对这种劳动力的需求。库斯莫尔用生态的观念理解农业生产中的服务制度兴旺的原因,即现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技术、社会和人口环境的综合作用。这个制度的出现有利于雇佣双方[55]。

[31] David Gaunt, “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 p.251.

从英国生活周期佣人制度的运作来看,库斯莫尔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英国的农业是农牧混合型的生产,这种生产的特点就是季节性的变化并不强烈,对劳动力的需求几乎是长年存在,这种状况使得农场主雇佣以年度契约为基础的佣人作为农场的劳动者显得尤为适合。畜牧业的季节性最不明显,只是到春天时,劳动力的需求最旺,那时,小羊羔降生、畜禽繁殖,还要剪羊毛。日常的工作不仅包括照看畜群,而且还要挤奶,加工黄油和奶酪等。相对而言,田间地头的农业生产的节季性要强一些。夏季和初秋的主要工作是除草、锄田、收割。但是,甚至在这里也需要长年的劳动,大多数农场都可以使用大牲畜来犁田。牛、马虽然不是每天都要用于生产,但需要有人对它们进行日常的照料。当农场主依靠自己的家庭成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劳动力时,就需要雇佣佣人。

[32] David Gaunt, “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 p.252.

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确为佣人制度的流行提供了适当的条件。不过,这个条件可能不是佣人制度流行的最主要的原因。库斯莫尔所讲的情况主要是针对英国的。尽管英国是近代早期佣人制度化较盛行的国家,但这一制度毕竟还流行于欧洲很多地方。如果不能从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观察它的存在和流行,我们就很难真正认识它的起源和发展。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其起源。

[33] David Gaunt, “The Property and Kin Relationships of Retired Farmer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al Europe, p.254.

佣人制度的特点为我们认识其成因提供了线索。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它们引导我们将佣人制度与欧洲广大的社会经济背景联系起来。一是佣人与主人的关系是通过自由协议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佣人的劳动报酬主要以实物的形式来支付,包括主人向佣人提供吃、住等生活需要。工资也有,但数量不多,而且也不是有规则地支付。二是佣人被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是一些处在从依赖于父母的孩子向着独立自主的成人转变的年轻人。

[34][奥]迈克尔·米特罗尔和雷因哈德·西德尔著,赵世玲等译:《欧洲家庭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0-51页。Thomas Held, “Rural Retirement Arrangements in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Austria: A Cross Community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Vol.7, No.3( Fall 1982), pp.227-254.

根据上述第一点,我们可以推断佣人制度的起源不会太早。在封建制度下,农民的人身自由受到束缚,不能随便离开领主和他的土地,更不能自由地与他人签订契约。而在佣人制度流行的情况下,佣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他所选择的主人签订长达一年的契约,这表明,在当时整个欧洲社会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在或已经解体。

[35] David Thomson, “Welfare and the Historians”,in Lloyd Bonfield,Richard M.Smith and Keith Wrightson,The World We Have Gained: Histories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p.361.

从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经济瓦解的主要原因。而商品货币关系在佣人制度中的表现就是工资的支付。但是,在主佣关系中,工资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主人为佣人提供的酬劳主要是物的形式。因此,从自由签订的契约和少量的工资这两点看,生活周期佣人的这一社会现象与哈默、杜比所讲的由封建主来控制佣人的劳动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它应当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奴制度开始发生解体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所以,我以为,14、15世纪应当是生活周期佣人开始流行的时期。

[36] Shulamith Shahar, 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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