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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作的全局,党和国家发展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而展开。对于民族工作而言,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民族工作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凸显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迫切性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各区域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发展速度不同等原因,我国形成了东、中、西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地带。其中,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最为显著。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具有了新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提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我国广袤的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范畴是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在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民族地区的城市和乡村牧区之间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一、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数据显示,民族地区发展增速快是不争的事实。2017年,GDP增速排名前四的贵州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均属于西部地区。其中,贵州、西藏仍保有两位数的增速。从2017年人均GDP来看,澳门、香港、台湾分别为47.5万元、30.1万元和14.6万元,大陆前三名分别为北京12.9万元、上海12.5万元和天津11.9万元,人均GDP最低的三个省分别是甘肃2.9万元、云南3.5万元和贵州3.8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的发言中指出,从人均GDP最高的5个省份与最低的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据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2018年6月用大数据统计出的数据显示:全国120个自治县中,贫困县有72个,占比高达60%。据中经网统计,2010年至2016年,120个自治县中,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十个贫困县GDP年均增速均不超过10%。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所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有11个分布在民族地区。 在592个国家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有263个位于民族自治地方,占44.4%;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的3万个贫困村中,民族自治地方的村有13158个,占43.9%。综上可以看出,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缩小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发展差距仍然任重道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由此决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矛盾体系内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判断,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运行效果进行综合研判。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民族地区有着更为突出与典型的表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消除民族地区的相对落后与贫困,使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和精准脱贫有多重意义:它关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能否如期完成,关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又关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扶贫攻坚任务重、困难多,且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所剩时日有限。时间紧、任务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民族地区推进精准扶贫更为迫切。

在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市场经济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可以说,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状况相比,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得到极大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在从之前侧重于物质需要向多样化的方向转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区域发展差距。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把握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我国的民族地区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聚居的5个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成分较为丰富的云南、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基本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在民族地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仍少有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出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民族地区的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各项国民经济指标都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民族地区与国内其它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经济投入的重心向东部地区倾斜。1981年到1989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9000多亿元,投放于西部地区的仅占16.3%。这一时期,国家在其它政策投入上也明显倾向于东部较发达地区,如在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机制导入强度等方面,东部地区获得了较西部地区宽松得多的政策环境,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带动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消费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与此同时,在民族地区,以重化工、原料生产和军工为主的工业企业仍按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生产和经营。从所有制结构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较早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的成分比重过高,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不充分。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生产力发展水相对较低的中国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追求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体现在对民主、法治、公正、正义、安全、环境等维度的需求上。这种转变是历史性的变化,也是新时代人民需求的新体现。

民族地区大多位于我国的边疆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提出了新要求和高要求。目前,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主要是针对物质上匮乏的对象而展开的,工作途径也主要以产业扶持、技术扶持、就业帮扶、最低生活保障等提高物质收入的方式为主,工作成效最主要的衡量工具也是居民收支等一些能够具体体现获得感的经济指标。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精神生活的健康状况、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对社会的体验与观感等还没有被列为衡量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硬指标”。

二、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质量,是解决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攻坚之战”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对温饱这种生理意义上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位于第一层次的需求。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脱贫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的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跃升。先重物质后重精神的发展思路应该在新时代有所调整和改善。在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中,应该推动物质脱贫与体现存在感、安全感、幸福感的社会文化事业建设齐头推进,使之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改善民生、教育、医疗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建设公平、法治、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民族地区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有了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伟大成就,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毕其功于一役”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有实现途径与实现基础的。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对于社会文明和改革红利有着同样的诉求。但是鉴于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现实,目前,一些居民还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普惠利益。不可否认,民族地区有其自身发展条件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部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与东部地区大体平衡外,大部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育程度相对较低。虽然各区域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变革,共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区域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它需要各方面条件的积累。到目前为止,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及边远山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里还没有形成健康发展现代经济的条件和氛围。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要素的积累,还需要现代发展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积累。此外,由于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民族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难度大,人口及经济活动的密集度偏低,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除了人才数量和人才结构方面的差距外,还表现在作为微观经济活动重要载体的居民和农户缺乏市场经济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区域间诸方面差距的形成是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现实中这种差距仍趋于扩大之势。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衡量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效果提出了新指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影响力不断增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作为带动这一增长的领头羊,东部地区由于较早地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对外开放力度强、范围广,其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市场等发展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基本完成了改制转轨,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与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东部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处于有利地位,在商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即使国家政策向西部地区大力倾斜,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东部地区仍将获得更优势的发展空间。近几十年来,民族地区也在不断发展,但在规模和速度方面仍与东部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国民经济结构方面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赶上东部地区。即使今后民族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但由于其基数低、规模小,在绝对量方面的差距也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认识差距问题时要用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只看到差距而忽视发展,又不可盲目乐观,认为在短期内就能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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