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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评科举:像夏娃身下的那片树叶

钱钟书评科举:像夏娃身下的那片树叶

晚年钱锺书被学界誉为“文化昆仑”,但以他毕业清华、留学英法的学习经历,学历背景又为何止于“学士”呢?当然,不是所有学问大家都要“博士”头衔,很多人并不热乎于此,陈寅恪即为典型。只是观照民国浓厚的留学读洋博士风气,钱锺书从清华到牛津也一直有机会取得更高的学位,但他为什么选择放弃呢?

我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社会一般观念中,极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由国文到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常是入选篇目,这不是偶然的,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对科举制度的基本态度,这个影响至今也还在人们的普通观念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是在学术界,更多提到的则是科举制度的好处,而对它的坏处则很少议论了。

为何不读清华研究生?

凡一种制度在稳定周期内长期存在,必是好处多于坏处,因为人类智慧一般是择善而从。1905年,科举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说明这个制度本身的历史终结,表明这种制度的坏处多于好处了,这个大判断,一般不会因为小事实而改变。科举是在端方和张之洞手中废除的,而他们恰是科举中最成功的士人,他们看清了历史的大势。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度到晚清废止,一千多年间,这个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本身也在变革,但变到最后,依然逃不出终结的命运,这是时代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1933年夏,钱锺书从清华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证书为:

科举制度最为人称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相对公正,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识训练和道德养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让读书人的荣誉感真正成为一种内心需求,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讲过,明清两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中,贪官污吏较少。唐代名相刘晏的著名判断是“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宋代名相王曾对流内官与流外官的著名观察为:“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

学生钱锺书系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二十三岁,在本校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得称文学士。此证。

不管怎么说,科举废除后,一般的历史观察,还是认为这个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如今想从科举中发现好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这个制度的心理则不免迂腐了。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钱锺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锺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石遗聊天,记为《石语》。陈石遗是举人出身,他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 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石语》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可见此证既为毕业证书也是学位证书。

钱锺书此处下一批语:“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一书附有“辅仁中学的《本校历届毕业生》名单”,其中第八届中第一位是“钱锺韩”,其次就是“钱锺书”,介绍钱锺书时写为“北平清华大学肄业”。钱锺书既然已经从清华拿到毕业证为何还是“肄业”呢?个中原委从吴世英《毕业五十年杂感》中可略知大概:“1933年夏,钱锺书快要毕业的时候,华北局势恶化,日军侵犯热河,学校当局为了顾全学生的安全,提前放假,紧急疏散,第五级同学未经大考、毕业考,也没有任何仪式即毕业了。”(转引自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第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说,钱锺书这一年毕业,清华什么都没举行,毕业论文估计也没写。后来在《围城》中,方鸿渐的一句话正道出了钱锺书本人的真实经历:“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锺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以钱锺书当时的水平和成绩,他一毕业就直接到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当毫无争议。外文系老师也确实有这个意愿,但他还是弃清华选光华,从而引起了后来的种种猜测。其实钱锺书之所以不在清华读研究生,主要原因是他想出国留学。在清华读书时他就流露出这种想法。他的清华同学石璞教授回忆道,她和钱锺书同学三年,大学时代的钱锺书很有思想和追求,除了上课以外,把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他们有一次在闲暇时交流学习心得,钱锺书无意间流露出了毕业以后到英国求学的想法,“没想到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钱同学就去了伦敦”。(石先生2007年7月8日百岁生日会上的回忆,引自豆瓣网钱锺书小组)

钱锺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惭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围城》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人留学海外肇始于1872年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幼童,此后至上世纪中叶,先后掀起几次留学热潮。与钱锺书有深交的许渊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许渊冲《一弦一柱思华年》,《记钱锺书先生》,第60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说出了当时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季羡林说,“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便身价百倍。”(《季羡林留德回忆录》,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版)时局维艰,有个洋学历成了名利双收的事情。刘半农当初以中学都未毕业的身份就北大教授,就因受不了学院派教授的歧视,而发奋赴海外求学位,终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样未接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钱穆,在得知钱锺书报考留英考试后,对他说一定要考上,“出洋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钱穆此语似有隐痛。

这是钱锺书间接的评价,还有更直接的。方鸿渐和唐小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谈艺录》中也引过《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的话“自古及今,几曾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对钱锺书这样想出国留学的毕业生来说,如在清华继续读研究生,有一点很要命,可能没有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么钱锺书从清华一毕业为什么不就去参加公费留英考试,而是在两年之后呢?钱锺书毕业这一年,留英庚款公费生考送刚开始,到1944年结束,历时8年,每届少则9名,多则30名,共考送177名。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有《国外留学规程》,对出国留学有很严格的规定,除强调学习科目以理工农医为主外,还规定公费生的条件,必须是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同时要有两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中国留学史萃》,第29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从后来考取庚款名单的资历一览表可以看出,其中除一位任公职外,其他均在各大学任教职。这也是钱锺书一毕业就去光华大学任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锺书蓄意投考中英庚款奖学金,而中英庚款规定,应试者必须有服务社会两年的经历,所以他急要去教书,取得应试资格。”(《听杨绛谈往事》,第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而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与他同时大学本科毕业,为什么参加了当年的公费留学考试呢?这是因为钱锺韩当年从国立交通大学毕业时,“成绩为全校之冠”,“以成绩特优,未经服务,保送应江苏省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成绩亦冠全军,录取第一”,“由江苏省公费送英留学”。(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评论》卷一,第335-3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成绩特优,两年的服务期免了。可惜的是,钱锺书在清华毕业时,学校未举行毕业大考,故无成绩可据。秦贤次《钱锺书这个人》说,钱曾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最后一个学年无记录,“因时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与毕业考试”。以他的成绩,如无意外,被保送考试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宋诗选注》序言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是:“又宽又滥开放了作官的门路”,书中介绍文天祥早期的诗,认为大部分草率、平庸、都是些相面、算命、卜卦的,顺便说到“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宋诗选注》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提到科举、状元一类人事,向不以为然,似可见出他对科举制的基本判断。

钱锺书没有在清华读研究生,多少和他父亲也有点关系。刘桂秋先生说:

民国二十二年夏,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当时钱基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因此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建议,来到光华大学任讲师,讲授诗学、英文学。(《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第1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说法和后来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而入国立师范学院的缘由颇为类似。但不是主要原因。钱锺书到光华大学之后,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研”。据沈毓刚回忆说,1933年,他开始读中学,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就和钱锺书住一个宿舍,钱锺书“在大学部教英文,刚从清华毕业,在做去牛津大学的准备”。(《钱锺书先生与晚报》,《新民晚报》1998年12月26日)

1935年,钱锺书参加英庚款第三次留学生考试。钱基厚《孙庵年谱》:钱锺书“得分独多,全榜第一,以西洋文学系派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是24名录取学生中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从当时及此后公费留学的趋势来看,文科留学的名额是越来越少。如1938年国民政府制订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凡往国外留学者一律暂以军、工、医各科与军事国防有关者为限,资格规定为公私立大学毕业后从事4年以上研究成绩突出者”。如果再向后推迟一两年,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公费出国留学了。

为何不在英法读研究生?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结婚后,夫妇二人同赴英伦。钱锺书被安排上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作为庚款留学生,他不需要入学考试。“当时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必须读B.Litt.学位。”“这是很清贵的学位,都是大学毕业后去念的。所以有人译作硕士或博士,其实相当于M.Phil.。”杨宪益也是牛津毕业,比钱锺书低两级,开始读的也是学士学位。他在《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回忆道,“那年头,一个亚洲或非洲学生想要进牛津,很难。他们的机会仅仅是竞争在某个学院里的一两个名额而已”。“那时在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就读的中国学生加起来为数也不满一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国上完了大学,到牛津来攻读高级文学士学位,或拿到一张证书,这只需一至两年就能完成。”这说明初进牛津读学士学位是普遍的要求。杨绛说钱锺书对攻读文学学士“不甚乐意”。

钱锺书在牛津第一年的课程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及格才能提论文题目,第二年才专写论文。论文提出后,口试及格即授予学位。从杨绛的回忆中可以发现,钱锺书读这个学位读得并不轻松。他当时最头痛的两门功课是古文书学和订书学,古文书学因为粗心还补考过。杨绛当时申请在牛津旁听。她在《我们仨》中说,她“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锺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工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钱锺书想继续读研究生的心此时开始动摇。

1938年夏,钱锺书顺利通过论文口试,领到一张文学士文凭。“锺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获重赦。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锺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钱锺书就此完全打消继续读学位的想法。“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此时国内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担心迟了回不了国,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在巴黎大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当年8月就动身提前回国。留学生涯到此结束。

在没有拿到牛津学士学位之前,钱锺书是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拿更高学位的。在牛津的第三学期之后的暑假,他们到巴黎、瑞士走了一圈,在返回牛津之前,他们托在巴黎大学的同学盛澄华为他们代办了进巴黎大学注册入学的手续。“那时我们打算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需有二年学历,所以及早注册入学。”(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文论戏剧卷》,第3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通过杨先生在《我们仨》中的介绍,当时在巴黎大学读博士学位似乎很容易,博士论文甚至都有人找枪手代做。顺便一说,钱锺书此时对盛澄华颇有好感,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唯学位头衔是务”。(王辛笛《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记钱锺书先生》,第20页)可以看出他对求学位者的一些态度。但钱锺书在领到牛津的学位证书后,却失去了在巴黎大学读研究生的兴趣,“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我们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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